1928年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开封路西藏北路口（开封里）创办《布尔塞维克》刊物印刷厂，专门承印《布尔塞维克》刊物。

《布尔塞维克》历时5年，共出版52期。由于环境条件的变动，《布尔塞维克》曾几次休刊，版式几经变化。最初是16开本，周刊，每期30页，共3万字左右。1932年7月1日出版最后一期。

地下工作，往往需要低调安静。但地下印刷厂，恰恰低调不了，也安静不了。

一台印刷机，外形庞大笨重，转移或者搬动，多有不便。一旦开工，机器运转，声音轰鸣，难以隐蔽。从1921年到1933年，中共中央机关在上海驻守了十余年，在此期间，内部文件、对外宣传、出报、出版都需要有自己可靠的印刷业务。使命所在，拥有一家红色印刷厂迫在眉睫。但如何在敌人眼皮底下伪装过关？这成为印刷厂在上海面临的最大考验。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白色恐怖下，中共报刊难以为继。苦于《向导》被停刊的共产党人几经辗转，在洋人管辖下的愚园路亨昌里418号（今愚园路1376弄34号），寻找到了新的编辑部办公地点。他们决定创办一份新的中央机关杂志——《布尔塞维克》。中共中央宣传部的办公地也设于此。

11月初，党中央将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调到上海，负责帮助恢复党的出版发行工作，秘密创办印刷所。这家当时中共最大的印刷机关，地址设于英租界派克路，即今天的著名的“美食一条街”——黄河路上。

黄河路北接苏州河边的南苏州路，穿越北京西路、牯岭路、定兴路、凤阳路，垂直相交中华第一街——南京路，隔着马路，就能远眺跑马场（今人民广场）。地理位置绝佳。今日走到黄河路，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前上海滩最高建筑纪录保持者，被誉为“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就矗立在黄河路边上。饭店的阴影，恰好遮蔽了半条黄河路，使这里成为一个身处闹市中心，却又偏安一隅的所在。当毛泽民来到派克路时，距离国际饭店1934年落成还有7年。当时，国际饭店以及周边的建筑群尚未出现或正在建设中，各个工地起伏不断的机器轰鸣声、工地上施工的号子声，成为遮掩印刷所绝佳的掩 护。

聪明的共产党人非常善于在敌人的鼻子底下展开工作，所谓——大隐隐于市。

毛泽民化名改装，以印刷厂老板的身份开始“承办各类印刷业务”。此后，党内刊物《中央通讯》和党中央理论刊物《布尔塞维克》等都在这里印刷。为了应对敌人的密探和搜查，印刷厂给这些刊物装订上了各种伪装封面。有的“摇身一变”，成了《中国文化史》，有的变成了《中国古史考》，有的变成《平民》，有的还按上了国民党机关刊物《中央半月刊》的“脸”。

1928年，巡捕房忽然搜查印刷所，还在一家旅馆扣住毛泽民。好在最后毛泽民的身份没有暴露，在党组织的营救下，他交付800元银元，重获自由。但遭遇这一次危机后，毛泽民于1929年奉命前往天津组织印刷厂，上海的秘密印刷厂暂停运营。在天津，除了日常工作外，毛泽民还负责了另一项任务——培养中共的印刷人才。

为了聘用到可靠忠诚的印刷人才和员工，毛泽民专门派人回老家韶山。中共韶山支部特地推荐了毛特夫、毛远耀等人去配合毛泽民工作。毛特夫的父亲毛新梅是中共韶山特别支部最早的5名党员之一，受父辈影响，少年时即参加农民运动，并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毛远耀也是少年时代就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还任当地共青团支部书记。1929年，毛远耀和毛特夫根据安排到天津，在中共北方局办的印刷厂当排字工，并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毛泽民回沪继续办印刷厂。几经辗转后，毛泽民、瞿云白（瞿秋白）和钱之光在今安国路口元兴里的两幢建筑里设秘密印刷厂。此时毛泽民35岁，他一手从韶山带来的两个毛姓青年还不到20岁，但经过先期的培养，此时已经是能独当一面的印刷人才了。他们年轻的身影，出现在白色恐怖下的红色印刷厂，本身就带来了一股不屈的希望和朝气。

安国路元兴里的建筑一共两幢，一幢是印刷厂，一幢是绸布庄，比邻一处建筑工地。绸布庄对外销售各种绸缎布匹，店里按着电铃开关。如果有外人进入绸布庄，店员按下门铃，印刷厂的人在里间听到，就立刻停止印刷。印刷所需的纸张也都伪装成绸缎布匹，源源不断送来。不久后的4月，发生“顾顺章事件”，为了确保安全，毛泽民被转移去香港，印刷厂又转移到梅白克路祥康里（今新昌路99号）——这是目前上海唯一保存完好的中共中央秘密印刷厂旧址，也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祥康里步行到派克路（黄河路）只需五分钟，同样比邻南京路商业街的跑马场，左右都有小弄堂，进退方便。此时国际饭店已经动工。施工的机器、号子声为印刷厂提供了天然的屏障。印刷厂的负责人之一钱之光曾经撰文回忆：

在那严重的白色恐怖下，印刷厂的转移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像机器和一些设备的搬迁就很困难。这次搬家以及后来的搬家，我们都是想很多的办法，以多种形式搬迁印刷机和设备；往往是在转移时先把印刷机和设备搬出来，放在我们的转运站，作短暂的停留，再搬到新的地方。有时，要在中途转停几个地方，才搬到新地方。搬迁时，还得把印刷机拆散装箱，外面用草绳缠好，怕搬运时碰坏了机器，在木箱上再写上某某商号收的字，用板车或其他办法运送；我们还派同志随车搬运。到梅白克路后，不久排字房也从别的地方合并过来。铅字的搬运是用木箱和藤箱装的，木箱不能太大，装多了抬不动，藤箱装的也不能多，里面还放些刨花和衣物等作伪装，提在手上，像是旅行回家的样子。

钱之光当时装扮成烟纸店小老板。房子的一楼卖日用杂货，二楼做宿舍，三楼印刷装订。在梅白克路期间，印刷厂经历了“九一八”事变和淞沪抗战。印刷任务不断加重，参与印刷的工人也增多，还买了两台电动机，用屋内的电灯线路，将脚踏印刷机变成了半自动的电动印刷机。但到了1932年夏天，因为在梅白克路附近发现几个可疑分子，中央决定再次暂停印刷，疏散人员，继续为印刷厂寻找新家。

之后，印刷厂又分别搬到麦特赫斯脱路（今泰兴路）386号的三层楼房、武定路181弄12—14号的一幢西式洋房、北京西路张家宅路73弄48号等地。频繁的搬迁之中，印刷厂还坚持印刷了党的文件和《红旗周报》《党的建设》《实话》《布尔塞维克》等机关刊物，还配合了上海工人斗争，直到1933年1月19日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离开上海，迁往江西中央根据地。

作者：沈轶伦

编辑：卫中

*本文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石库门里的红色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