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中国的历史，抗战是个避不开的话题。谈起中国的教育，西南联大是个必须要说的学校。卢沟桥的枪声响过之后，北京和天津首当其冲受到了日军的蹂躏，南开大学被炸成废墟，北大和清华也没了宁日。三所学校先迁南昌成立临时大学，再迁云南，成立了西南联大。

谈起西南联大，人们总是会肃然起敬，民国时期响当当的三所大学和闻其名如雷贯耳的学者，使当时中国的教育中心自然而然地集结到了昆明。最近，我再一次怀着敬畏之心观看了央视记录片《西南联大》，穿越时空，跟着解说员在西南联大的历史之路上走了一遭。

暂且放下迁徙的艰难、校舍的千疮百孔等话题，姑且看看当时中国的精英：清华校长梅贻琦，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岺，文学院的朱自清、刘文典、陈寅恪、闻一多 、胡适、钱穆、钱钟书、卞之琳、叶公超、吴宓、朱光潜、沈从文、傅斯年、冯友兰、金岳霖，理学院的华罗庚、吴大猷、周培源、任之恭，法商学院的张奚若、陈岱孙、费孝通、陶云逵、潘光旦，还有很多很多我没有听说过的大家，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块响当当的招牌。

不只老师，学生也很厉害。西南联大只存在了短短八年零八个月，却诞生了172位院士，培养了8位“两弹一星”元勋和杨振宁、李政道两位诺贝尔奖得主。

每一个响亮的名字背后，都有些有趣的往事，且录几位以证之：

陈寅恪博学多识，懂二十多种语言，不要毕业证，是没有文凭的教授，是教授中的教授。他课堂很有特点：“书上有的不讲，别人讲过的不讲，自己讲过的也不讲。”这话听起来很狂妄，但有这样的底气的人却空前绝后，他说到做到。

西南联大时期，陈先生的身体已经非常不好，行动不便了，因为眼疾，一只眼已看不见东西，另一只眼视力也很差。医生告诉他，若不及时治疗，双目均将失明。他不为所动，致双眼失明，给后期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以致于后来完成《柳如是传》时，他只能口述，由别人代笔。

刘文典住在他的楼下，自称是庄子通，说中国只有两个半人懂庄子，两个人指他和庄子，其他的人加在一起只能算半个庄子。虽然此话极为狂傲，但敢这么狂傲的人必有其狂傲的资本，现今中国，著书立说赚钱的人比比皆是，有谁敢出此狂言？杨苡说：“女生逃得多的，是刘文典的课。”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刘先生还有个吸食鸦片的习惯，西南联大期间，曾为普洱（磨黑）盐商张孟希之母撰写墓志铭，以此换取张孟希给其赠送的50两云土。刘先生的磨黑之行，影响了教学安排，遭到了联大同事的非议，闻一多等人措词激烈地要求解聘刘，刘被解聘，被云南大学聘用，解放后，他竟把鸦片彻底戒掉了，说是：“反动统治的旧社会，逼我抽上了鸦片，在共产党领导下，心情舒畅，活不够的好日子，谁愿吸毒自杀呢！”

沈从文弃戎求学时，考试不中，只能在北大旁听讲课。期间，他坚持写作，作品陆续见诸报纸及杂志，名噪一时，被西南联大录用为副教授，是另一位没有文凭的教授。汪曾祺就是他的得意门生。汪曾祺说，沈先生爱买书，买来的书看完后多数借给了人，不论谁来借书，他都借。汪曾祺还说，他在西南联大几年，所得到的一点学问，大部分是从沈先生的书里取来的。

大概因为都是狂人，陈先生和刘先生惺惺相惜，刘先生对陈先生极其关照，但他十分瞧不起沈先生。每次跑警报躲飞机轰炸时，陈先生因行动不便，需要有人扶，很多时候，刘先生就是扶着陈先生跑的那个人。跑的过程中，刘先生经常招呼学生关照陈先生，还要求学生关照自己：“我死了，谁给你们讲庄子？”

有一次，警报突然响起，刘先生跑了几步后才想起了陈先生，于是返回去扶。在半路上遇到了沈先生，见他也在跑，刘先生很生气，对沈从文说，“陈先生跑是为了保存国粹，我跑是为了保存庄子，你跑是为了什么？”弄得沈先生很尴尬，不知道如何回答是好。

上闻一多先生的课不需要考试，只要期末交一份读书报告即可，汪曾祺就因一篇报告获益而免试。闻先生边讲课边抽烟，还喜欢让给学生们抽，学生们不好意思抽老师的烟，边在下边明目张胆地抽自己的烟。但他的课别开生面，常常座无虚席，汪曾祺说：“能够像闻先生那样讲唐诗的，并世无二：闻先生既是诗人，又是画家，而且对西方美术十分了解，因此能够将诗与画联系起来讲解，给学生开辟了一个新境界。”闻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在昆明街头被人枪杀了。

朱自清教课非常认真，上他的课不仅要交读书笔记，还要月考、期考；朱先生的课堂纪律要求特别严，他经常点名，记忆力又特好，点过两三次名，就能记住学生的名字。有一次，一个男生没来上课，第二天在走廊上看到后，便叫他的名字：“你昨天为什么缺课？”那学生从此不敢逃课。

汪曾祺不喜欢朱先生讲课，不守纪律，两人关系极为尴尬，汪曾祺毕业后，被推荐给朱先生当助教，朱先生严词拒绝：“他连我的课都不上，凭什么做我助教？”若干年后，两人冰释前嫌了。杨苡也不喜欢朱先生的课，说“他的课讲得不好，拘谨得很，我也不爱听。”

吴宓不只是敢把爱情写到纸上发表，大声说出“吴宓苦爱毛彦文，三洲人士共惊闻”，而且很是懂得怜香惜玉。汪曾祺说：“吴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杨苡说，女生不喜欢吴先生：“吴宓英语发音很糟糕，普通话也说不好，有很重的方言腔，说英语、说普通话都带方言味儿。女生对吴宓印象不好，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土，吴宓身材偏瘦小，脑袋却蛮大。吴宓名气很大，表情又严肃，女生倒没有谁怕他。”

吴宓上课很投入。杨苡说，吴先生上课时的样子是：左手抱几本洋装书，右手是手杖，嘀嘀笃笃地走进教室。他讲课喜欢做手势，讲但丁的《神曲》，比划天堂与地狱，一会儿拊掌昂首向天，一会儿低头蹲下，让我们笑了又笑。说到但丁对贝阿特丽奇的那段恋情，他更是对着空中大呼“Beatrice（贝阿特丽奇）！”，显然动了感情。他点名，点到金丽珠，金应了，他就直直地看着她说：“Beautiful（漂亮）！Beautiful！”我们直想笑又不敢笑，只能使劲忍着。

钱穆讲自己的著作《国史大纲》时，讲到当时中国面临的抗日战争时，引用朱熹的话：“一棒一条痕，一掴一掌血。”他的课堂上常常挤满了人，因为人太多，他无法登上讲台，只能踏着学生的课桌过去。

金岳霖上课时，常提问，学生也可以提问题，请金先生解答，金先生有问必答，很耐心。有一次，林国达同学提了一个怪问题，金先生想了想，用英文反问了一个问题：“林国达君垂直于黑板，这什么意思？” 林国达顿时傻了，他当然无法垂直于黑板，但这句话在逻辑上没有错误。

当时，钱钟书上课水准似乎没有得到学生的认可，杨苡说：“当时钱锺书也在联大，但没教过我们，选他课的人并不多，至少不像陈嘉的课。陈嘉讲莎士比亚，教室里坐不下，窗台上都坐着人。大概是慕“名”吧，陈嘉是拿了耶鲁的博士的，学生都喊他‘Dr.陈’。”

竹管窥天，当时的西南联大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天堂，这些大咖们取得的成就，是人类文明史上辉煌的篇章，是中国教育的珠穆朗玛峰，必将继续光芒万丈，照亮我们和下一代前行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