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周山仁

　　食盐是人类生存最不可或缺的物品，食盐的作用，一是增加了食物的口感，一是平衡身体内的酸碱度。所以《尚书》上讲“若作和羹，惟尔盐梅”，盐就是食盐，梅是梅子——当时还没有醋，以梅代醋。古代五味，首位为盐。人有七情六欲，其中的哭和笑是最极端的表达——尤其在情人们之间，哭肯定要流泪，笑出泪水也是常有的事情。泪水是咸的，情人们的眼泪是由食盐组成的——人要不吃盐，你都哭不出来，恋爱都没得谈。女人爱哭，曹雪芹说女人是水做的，其实更确切的说法是，女人是盐水做的。由是古今中外，都视盐为圣物。炎热的撒哈拉沙漠，驼队随身携带的物品，一是水，再就是盐;基督教的马太说要“做盐做光”;东瀛神圣的相扑运动，在比赛之前的场子里要有撒盐仪式。

　　但凡是生活必需品，必然能产生巨大的财富。但凡是巨大的财富，国家就要垄断。这是铁律。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几个富裕的大国，都与产盐有关。齐国，因鱼盐之利而强大;晋国依托运城盐而为五霸;吴越之强大，也是因为海盐与铸剑术。从两汉开始，政府的食盐专卖形成制度，一直到现在，食盐专卖局仍然存在。古代山西，运城盐行销省内、河南、陕西，称为潞盐，为当时中央政府收入之一大项。明代为防蒙古之扰，在疆北设立边防九镇，为解决军粮运输，推行“开中令”，山西民众依地理之利，开始做食盐、粮食生意，到清代，发展出名闻天下的商帮——“晋商”。由此可见食盐对于山西的经济的巨大影响。

　　其实，山西的产盐区，不仅仅在晋南运城，晋中和晋北亦盛产食盐。为区别潞盐，这种食盐被称之为“土盐”。而且，潞盐在山西只行销于44个州县，其余60多州县民众之调味，则要仰给于土盐和来自口外的口盐。土盐产区，以雁门关为界，雁门关以北者为北路，雁门关以南，称之为中南路。山阴县则为北路土盐重要产区。

　　山阴县为土盐重要产区，与山阴之地理环境和土地性质有关。

　　山阴地图，若一不规则长方形，东西窄而南北绵长。南有恒山余脉翠微山，北有洪涛山脉，中间为盆地，桑干河、黄水河、木瓜河蜿蜒流过。山阴盆地地势低下，水位极浅，当地百姓有“挖灶火挖出水井”之自嘲。水位浅，加之土壤盐碱含量重，从张庄乡开始，沿黄水河、桑干河两岸迤逦向东，至山阴城和合盛堡乡，一路白茫茫一片的盐碱地，甚是壮观。山阴很多地名都与盐有关，如西盐池、南盐池、北盐池等村子。明代山阴知县刘以守所撰《山阴县志》，说山阴的风土“地脉沙卤，风猛早霜”，一片萧杀气象。盐碱地可谓生命禁区，茫茫大地，几乎寸草不生。根据1937年编制的《中国实业志》，山阴盐碱地占到全县土地面积的五分之二有奇，当地民众“靠山吃山”，不能种地，只能以熬盐为生。而且山阴的土盐业，历史悠久，影响巨大。根据清宣统朝的《山西财政赋税说明书》，关外土盐，主要产地为应州和山阴县。盐的特征为“色红、味薄、含碱”，产量按春季雨水溶解卤汁之多寡决定，土盐产出后通过陆路运输，输往灵丘、浑源、繁峙、代州、五台、忻州、静乐、阳曲等地。土盐盐税分两种，一种是土盐落地抽收锅厘，一种是路过忻口抽过载税。民国二十六年编撰的《金融大辞典》内“土盐”一条，提及雁北土盐产区有山阴、岱岳等地。根据1937年的统计，当时山阴居民利用盐碱地土法熬盐，分化、红、白三种。熬制化盐盐户有350余户，红盐盐户有50余户，白盐盐户150余户，统计全县熬盐盐户有550余户;化盐锅有500余口，红盐锅有60余口，白盐锅有200余口，合计盐锅760余口。全县的盐产，约计化盐500万斤，红盐150万斤，白盐1000万斤，共计1650万斤，由此可以想象当时山阴土盐业之规模。民国山阴有公盐仓两处，按地域分收各管辖的锅口，盐户制成的土盐，必须售给领执照的盐商，然后行销各地。当时河北靠近山西雁北的各县，山西的崞县、繁峙、代县、五寨、盂县以及寿阳、平定等县，均有山阴盐销售。市面上的山阴土盐，根据盐质的不同，价格不等。比如最好的上化盐，每百斤4元，中化盐每百斤3.7元，次化盐每百斤3.4元，上夹化盐每百斤3元，中夹化盐每百斤2.7元，上红盐每百斤2.5元，中红盐每百斤2.2元，上白盐每百斤2.1元，中白盐每百斤1.9元，次白盐每百斤1.6元，最差的白烧盐每百斤1.4元。根据上述的价格统计，每年山阴土盐业的产值在30万至40万元之间。按一枚银元折合人民币500元计算，土盐业的产值大约在1500万至2000万人民币之间。由此可以想象民国山阴土盐业对于山阴产业的影响有多大!

　　熬盐有很强的季节性，每年清明天气暖和之后，依次完成起盐土、灌盐池、热锅熬三道程序。每道程序中又有很多工艺流程，如冲洗、坯干、加料、冷却等，对火候、时间、料量有严格的要求，不经过长期训练，很难拿捏好。山阴的土盐业对山阴的文化生活影响巨大。熬盐用的盐锅，形制巨大，所以老百姓说要限制一个人的自由，就把他“扣在盐锅下头”，意味盐锅巨大且重，压在底下没有别人的帮忙就出不来了。还真有这么做的，小时候听人讲，一个小痞子干了坏事，被公安给逮了，骨头硬，死活也不招。给警察压在盐锅下，没几天都给招了。——记得当时对于警察之机智或者滥用刑罚没有任何印象，只记得盐锅之大且重。生养之家，如果孩子难以养活，就起名“锅扣”，用锅扣住，就跑不了了，好养活——南方则是另一种方式，比如湖南湘潭的韶山，毛顺生生了几个孩子都夭折了，又生下一个，起名石头伢子，就是毛润之。二者皆是经济生活对文化的影响，一则为手工业，一则为农业。山阴山药蛋为大宗产出，人们变着法吃山药蛋，焖、炖、烧、煮皆有，然而最好吃的山药蛋就是“盐锅煮山药蛋”，盐味都进去了，“不寡淡”。夏天热，你赤膊着，村里老汉们看见就说“脱得光本本的，像个熬盐的。”家里蒸馒头，火烧的雾气圪缭，老人们就说“这是熬盐了。”

　　食盐为社会财富，盐业关乎家族兴衰，更与政权更替有关。

　　谈到山阴土盐业，有一个重要人物不能不提及，他就是出生于山阴、应县两县交界处东辛寨的张玉云，及其经营的商号“义丰店”。张玉云虽然是应县人，但他经营的盐业总部“盛记”盐店就在岱岳镇，统筹应、山两地生产的化、红、白盐的销售业务。张玉云虽然读书不多.但是才干不凡。他既坐镇岱岳.又总揽全局，成天骑着一匹红叫驴驰骋于各地，出谋划策。即使处在逆境中，由于他善于运筹，也能逢凶化吉，大发其财。例如有一段时期，应、山地区化盐滞销，盐价猛跌。为了打开销路，他亲自骑着毛驴到广灵设法销售。到广灵后，探听到河北省有些盐商前来欲大量收购化盐。得到这个消息以后，为了不失时机，他连夜返同应县，立即与应、山两县各盐商签定合同，全部廉价收买，然后又以高价售于河北客商，大获其利。又如1927年冬至1928年春阎奉大战期间，奉军驻扎应、山两县，大肆抢掠民财，各盐业主遭到惨重的损失。奉军退走以后由于缺乏资金，各盐户均无法恢复生产。在此以前，关南各盐商曾与应、山两县盐业主签定过化盐购销合同，并预付了订金。战争平息后，关南盐商纷纷前来取盐。其它盐业主以兵患为辞，说明合同无法兑现。关南客商对此大失所望。唯有张玉云认为合同一经签定，就有法律效力，失信用户就是自己砸锅。于是他满口承认一定信守合同，全部兑现。但又向客商说明由于资金缺乏，一时无法恢复生产，要求客商先贷予资金，待恢复生产后再如数交货。关南客商对此大加赞赏，贷予大量资金。张玉云利用外商的资金，不但很快恢复了生产，而且树立起信誉，独霸了市场，起死回生，扭亏为盈。

　　旧社会人们有一句讽喻有钱人的话叫做“为富不仁”，就一般而言，这话是有道理的。但义丰店的发财途径却有其宽厚的一面，对各方政权左右逢源，对地方乐善好施，对地方民众经常施以恩惠，所以取得当地人民称道，使自己的财富更有保障，并使地方也得到一些好处。就如，义丰店经营盐业的办法，很有些联户计酬的味道。即每口白锅和化锅的营利分红，资方与劳方各占一半，日清月结。从事熬盐的技术工人，每人每月可净得工资约三十元左右，这样多的收人，比起干其它活的人的收入要高出数倍乃至十数倍。由于收入多少与工人的干好干坏密切联系，所以大大地鼓舞了劳方的生产积极性，结果是劳资双方两受其益。熬白盐需起土，起土需要大量的整劳力和半劳力。从事这种劳动的人，也可以勉强维持生活，解决了农村劳力相对过剩的问题。熬化盐需要大量的碱水，于是又促进碱业的发展。熬盐需要大量的煤炭做燃料，于是又促进了煤炭业和运输业的发展.义丰店可以产生许多副产品，如硝、卤等，这样由一花独放，引起了连锁反应，促成了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繁盛景象。义丰店有积善堂之称。正是因为做了一些好事，所以能够名利双收。所谓“将欲取之，必先予之”，张玉云的发家本领就表现在他不做守财奴，而善于把钱用在刀刃上。1929年应、山两县发生灾荒，粮食甚为紧张。张玉云立即设法从内蒙占购回大批粮食，赈济灾民。其它盐户因灾荒停产，张玉云予以贷款贷粮使其迅速恢复生产。贫苦人家过年过节婚丧大事遇有困难者，亦乐于支助。

　　张玉云“义丰店”生存的年代，正是中国最动乱的时代。各种势力派别，北洋军阀、奉军、国民军、国民党、共产党、日寇，你方唱罢我登场，在雁北这爿大舞台上，扰攘不堪。个人的命运很难自己把握，只能随着各种政治势力随波逐流，辗转腾挪。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不久。日寇势力侵入绥远、晋北和察南地区。1936年苏尼特右旗王爷德穆楚克栋鲁普(即“德王”)成立了“蒙古军政府”，驻德化(蒙名叫扎布斯尔，即今化德县)，管辖察哈尔盟、锡林郭勒盟。1937年改为“蒙古联盟自治政府”(驻呼和浩特)。1939年，德穆楚克栋鲁普将“察南自治政府”(驻张家口)、“晋北自治政府”(驻大同)和“蒙古联盟自治政府”三个伪政权拼凑为“蒙疆联合自治政府”，驻张家口，史称“伪蒙疆政府”。为了搜刮民间财富，伪蒙疆政府筹办新的盐务管理机构，在张家口设立最高的盐务管理机构——榷运总署。伪晋北自治政府在大同设立榷运署，下设五个榷运局，其中之一就在岱岳镇。通过榷运署，伪蒙疆政府控制了土盐的制造和销售。伪蒙疆政府还常常以土盐质量较次，经常被禁产。如此，盐工必然生活无着，只能冒着危险生产。据统计，1939年晋北土盐产量9779石，1940年土盐产量则增加到23473石。一粒土盐，一粒血汗。为了防止蒙盐流入抗日游击区和国民政府区域，伪蒙疆政府内政部和经济部分别训令，从1941年11月起，在全伪蒙疆区域内实施食盐配给制度(纯蒙族地区除外)，规定每年一人15斤。购买实行“切符制”，“切符”就是票证，由各地方公署按户口薄发给，民众持切付到盐店换购。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为夺取政权，剑拔弩张。当时的雁北属于晋察冀五地委和五专署，李登瀛为五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要坚持对敌斗争，必须有物质保证。五地委在雁北雁北发起大生产运动，以积累财富，以备即将到来的国共内战。雁北为苦寒之地，物品产出单薄。但山阴等地的土盐资源是雁北区不可多得的财富，经过多年兵燹，土盐业遭到很大破坏。为恢复土盐业，地、县贸易局和银行给予了很大的扶持和帮助，雁北土盐产量一度达到了800万斤，之后产量更多，其中山阴土盐最为重要。山阴贸易支局建立以陆庄为中心的县南片食盐产销地，包括吴家铺、上河西、西盐池、南盐池、豆庄、黑圪塔、双寨、西沙堆、新辛庄、南万庄、北万庄、后张堡、元营、安乐庄、陆庄、张庄等村，有熬锅80多口，盐工300多人，年产盐300多万斤。贸易局运输队从朔县、平鲁拉煤运至各盐坊，作为熬盐燃料，返回时装上土盐，可谓一举两得。山阴北片以岱岳为中心设立盐务局，产盐村庄为桑干河两岸，合盛堡、康庄、贺家堡、黄巍、高山疃、安岸庄、解庄、大麻疃、兴盛堡、河头、常辛村、小快乐、东小河、中小河、西小河、小圪塔、北盐池、马梁村、山阴城、快乐村、庞家堡、薛 、西里庄等村，盐坊30余座，盐工300人左右，年产盐250万公斤。山阴所产土盐，既满足了当地民众的需要，而且还远销至晋北和陕北，为即将发生的内战做了物质上的准备。由此，土盐为共和国的建立，也曾做过很大的贡献。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时代的发展，山阴的土盐业由兴盛逐渐走向衰落。解放以后，山阴土盐业还有零星生产，到文革时仍有盐锅在熬煮。但到1980年代之后，随着物质的丰富和票据时代的一去不返，精盐逐渐代替了土盐，土盐业逐渐在山阴消失，只遗留下一方方盐池，和一堆堆盐土，在无声地诉说那个艰辛的苦难年代。

　　谨以此文纪念山阴的土盐业工人和作坊主，他们的存在曾使我们的生活有滋有味!

（摘自《山阴人文》）

（来源： 朔州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