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故乡

历史上的山西，自然条件优越，富有煤铁之利，是中国北方农业和文化的发祥地之一。

古代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即夏县），三处都在今天的山西省南部。

春秋时期，晋国是黄河流域一个最强盛的国家。战国七雄中的三雄﹣﹣韩、赵、魏，史称"三晋"，都在山西及临近建立霸业。

绵延近300年的唐王朝，山西是它的龙兴之地。五代十国中，九国在南方，北方仅有一国﹣﹣北汉，也是立国于山西中部。

两宋以后，山西的政治军事地位虽逐渐下落，但京畿安危常视山西的治乱为转移。

到了清朝，边陲战火停息之后，山西人成群结队"走西口"，组成庞大的商队驰骋南北，与山东、安徽、浙江商帮抗衡，几乎把整个中国的物产与运输网络掌握在自己手中。当时晋中的太谷、祁县、平遥一带，"票号"林立，其分支机构辐射海内外，堂堂皇皇地成为中国金融贸易的中心。金融业之兴隆，连北京、上海、武汉、广州都难与媲美。山西一度号称"海内最富"。

晋东南的长治地区"郡地极高，与天为党"，古称上党。这一带地肥粮足，关山险固，"踞天下之肩脊，当河朔之咽喉"，自战国以来就成了兵家必争之地。

沁县在上党盆地的北面，这里"东踞太行，西立太岳，北控晋阳，南锁潞安"，军事地位非常险要。抗战初期，我党开辟晋冀豫抗日革命根据地，毛主席把"眼位"选定在晋东南。而欲得晋东南，必先坐控沁县。因此，当时沁县成为晋东南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

沁县，古称铜堤，明朝设府治，叫沁州府，管武乡、沁县、沁源三个县，隶属上党道。

沁县人素以勤劳俭朴著称，很有唐古遗风。那里的老百姓忠厚朴实，遇到饥荒年月外出逃荒的人极少，宁愿饿死在家乡也不愿离开故土。

记得当地流传一句话："沁县三件宝，鸡蛋、瓜子、吴阁老。"

据记载，清顺治年间，沁县耕地面积有48万亩，到抗战前夕扩大到52万亩，而全县人口只有12万人，平均每人占有耕地4亩多。地多粮多，养的鸡多，生的蛋也多。20年代末至30年代，蛋粉在国际市场上很畅销，外地商人利用沁县鸡多蛋多的优势，在县城办起四家蛋粉加工厂，将蛋黄、蛋清分开，加工成黄、白两种蛋粉，运往天津口岸，销往日本、东欧、苏联去。四家蛋厂一年可生产蛋粉170余吨，价值100余万银元。因此，沁县的鸡蛋便成一宝。

"庄稼地里种带子，地边地堰种瓜菜"，这是沁县农民历来的耕作习惯。玉米地、高粱地里一般都套种绿豆、大豆、黄豆、小豆；地边地堰、房前屋后捎种南瓜、北瓜、金瓜、大麻、罗卜、胡萝卜等。特别是南瓜、北瓜种的多，长的快，籽儿肉质饱满，晒干以后放在锅里一炒，又脆又香，让人垂涎。所以，沁县的南瓜子、北瓜子远近驰名，也成一宝。

还有一宝便是清康熙年间担任过保和殿首席大学士兼刑部尚书的吴碘，沁县人尊称他"吴阁老"。

吴碘字伯美，号铜川，出生在沁州故县镇徐村。他自幼聪明好学，18岁中举人，23岁中进士，31岁当上了河南确山县知事。确山县地处"七省通衢"，地脊民贫、战乱频仍，老百姓逃离家园的很多。吴碘到任以后，采取轻徭薄赋、奖励垦荒的措施，很快使民心安定，生产发展。康熙南征时，发现这个汉族出身的年轻地方官很有治理政事的才能，备加赏识，立即把他越级擢升，从县令晋升为吏部主事、员外郎、光禄寺少卿、通政使右参议、兵部侍郎、湖广总督、左都御史，一直到保和殿首席大学士兼刑部尚书。他协助康熙皇帝决策朝政，参与平息"三藩"、统一台湾、征伐准葛尔等一系列重大事件，深得康熙的信任。

吴碘不仅理政有方，而且诗文也写得好，诗中多"忧虑稼稿"，而无"荣华情色"，沁州人对他赞誉不绝："居高官不忘人民，人京城常思农桑，返故里与人为善，理公事正直无私。"因而把吴碘视为沁县"三宝"之一。

其实沁县还有一宝，那就是谷中之王"沁州黄"。

沁县种植谷子历史悠久，面积广、耕作精、品种多。有一种叫"爬山糙"的谷子是沁县的特产。这种谷子只种在次村乡的檀山一带，产量不高，米粒园润，米质金黄透亮，吃在嘴里香软可口，风味独特。据说，康熙皇帝吃尽山珍海味，倒了胃口，御厨烧什么佳肴都无法使他满意。吴碘让御厨煮一碗沁州产的"爬山糙"让皇帝偿偿，康熙皇帝一偿，果然不错，胃口大开，问吴典："这是什么米？"吴碘想了想，顺口答道："沁州黄"。于是"爬山糙"便改名"沁州黄"，作为贡米年年进贡朝廷，声誉随之大震。所以，沁县"三宝"有人说是："鸡蛋、瓜子、沁州黄"。

我的家是在沁县张庄约（"约"相当于乡）的一个小山村，叫梅沟。为什么叫梅沟呢？因为村子里、山坡上种了很多杏树，每到春天，枝头绽蕾，白色的粉红色的杏花弥漫在坡上坡下、村前屋后，芬芳四溢。杏花若梅，梅杏相伴，或许乡间人偏爱寒梅斗雪的品格，所以村名不叫杏沟而叫梅沟。

我们村离县城30里，到故县镇也有25里。全村40来户人家就有11个姓。"崔龚魏、曹裴王，四张一杜两只羊（杨），韩温两姓过于强。"这首乡间民谣把小小梅沟村的姓氏和地位都编排出来了。

梅沟虽小，却出过几个名人。

一是村东头姓张的一家，祖孙4代有2个进士、4个举人。曾祖张纯修是清顺治年间著名的塾师，他的三儿子张大鹏，在父亲远出授徒、家贫无力延师从教的情况下，自己"研习经史，文墨大进"，得到吴碘的赏识，被聘请到故县镇徐村设立"东馆"，教授吴家子孙，成为康熙年间沁州一名私塾大师。张大鹏家教甚严，4个儿子都参加科考，2个中进士，2个中举人，还有2个孙子也是乾隆年间的举人，所以，沁州人公认这张家是"科举世家"。尤其是张大鹏的四子张孝捏，中了进士以后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当上了监察御史。一次他到江南出巡，在一个友人家里发现陶渊明写的12首诗的手稿。他视为至宝，带回京城献给甚爱名家字画的乾隆皇帝。张孝捏擅长金石之道，他把陶渊明的手迹镂刻在12块汉白玉上收藏于宫中。后来张孝捏辞官回家，皇帝便把这12块石匾相赐。从此，他以刻行陶渊明的手书杂诗而闻名于世。到了民国，张家后代子孙无以谋生，就靠拓印陶渊明的字匾来挣钱。沁县人出门投亲访友必带两件东西，一是豆酱，一是"陶帖"。这"陶帖"是用苫片手工拓印的，一套两块银元，很值钱，都传到美国、日本去了。1939年日寇占领沁县时，曾经派出一支小部队专程到梅沟掠取石匾。听说那时张家的人已把石匾埋藏起来了。日军在村口找到拓片的老汉，用枪逼着他把石匾交出来，那老汉宁死不交。日本人想用重金收买，但也没有达到目的。其实那石匾就埋在村口老汉站着的地底下。到了沁县解放以后，张家的人才把石匾献出来。日本人把石匾视为中国文化瑰宝，不惜兴师劫掠，足见这"陶帖"的珍贵了。

我的家庭

梅沟的另一位名人，便出在我们温家，就是我的高祖父温希桥。

据温氏家谱记载："舜虞国于晋后，公族却以功食采于温，辄以为氏，实为温氏得姓之始。是后子孙蔓衍，三晋间称大族。"温氏祖居唐村，派支散居天下。福建、浙江的温姓也是鼻兆于晋。

沁县的温氏在张庄是一支旺族，因为先人从唐村迁石壑、由石壑迁张庄，历史已是很久了。我们梅沟的温姓是张庄的一支。据上辈人说，我的高祖父在清嘉庆十三年（1808年）中过进士，后来受命到蒲州当府官。

蒲州，即现在永济县的蒲州镇，历史上又名蒲坂、蒲津，曾经是舜虞国定都的地方。

蒲州在运城南部，地处陕、晋、豫三省要冲，是黄河重要的古渡口。史书中记载的"秦伯伐晋，济河焚舟"的故事就是发生在蒲津。《三国演义》中写的马超拥兵十万死守潼关而不派兵布防蒲津，善用机诈之术的曹操佯作从潼关北面渡河进攻以吸引敌军，实则派大将徐晃领兵暗渡蒲津，然后沿黄河西岸向南推进，大破潼关，逼使马超割地求和。隋末，李渊父子自太原引兵南下，蒲州守将不战而降，遂使李氏父子顺利夺取关中。两千多年来，蒲州历为兵家所注目，作为交通喉吭的地位一直没有变。我的高祖父能充任蒲州府官，可见当时的朝廷对他的器重和信任。

我的曾祖父温宗海在道光十九年（1839年）参加科举考试，成为一名贡生，但没有当什么官。

所以，在清朝，我们梅沟每逢过年过节，红白喜事，有资格放"铁炮"的只有张、温两姓人家，其他姓氏人家是不能放的。这表明张、温两姓在村里地位很高。

听说，我祖上土地很多，从村子往西走5里路，那一大片土地都是我们温家的。过去当官挣钱不攒钱，挣了钱就买土地留给子孙作产业。住的也不甚好，还是住窑洞。

到了我祖父这一辈，家道开始破落了。什么原因呢？受鸦片之祸。

翻开中国近代历史，我们可以看到：18世纪中叶，英国商人向中国输入鸦片，开始时数量不多，一年不超过200箱。然而，走私鸦片的利润高得惊人，在暴利的驱动下，英国的鸦片商瞄准康乾盛世子民口袋中的银元，疯狂地向中国运送鸦片。到鸦片战争前，每年输入鸦片已高达4万多箱，掠去银元三四亿元。当时晋商非常活跃，商帮遍及江南各省乃至东南亚各地，他们在贩运盐、糖、丝绸、药材的同时，也将"黑土"带入内地，从中牟取暴利。由于鸦片的贩入，山西各地烟馆林立，吸食者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庶民百姓，甚至连妇女、僧尼也沾染上这种恶习。尽管清政府也曾明令禁止鸦片进口，但政治腐败，民风日下，禁而不止，整个社会已到了"废时辍业，濒临崩溃"的地步了。

我的祖父、祖母也都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而且烟瘾很大。为了买鸦片膏，把祖上留下来的土地渐渐变卖或典当出去了。

我祖父前后娶两个老婆。前妻生一男四女，就是我的大伯父和四姑母。前妻死后又娶了继室，生下四男二女。这样，家里就有五个男孩、六个女儿，是一个大家庭。

我的大伯父很早结婚，生育三个儿子。大儿子、三儿子早年夭折，只剩下二儿子。他自己也很早就过世了。

我的奶奶生四个儿子。大儿子﹣﹣我的二伯父也抽鸦片，他把家里的土地差不多都典当光了。分家以后，他穷得俩个儿子都上不起学，只好给人家放羊。

我的三伯父还算有点志气，他离开已经穷得叮当响的家，一个人跑到25里外的故县镇去找工做。有一天，他找不到地方睡觉，就睡在一家店铺门口，店老板早上起来开门看到他，便问：你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干什么的？他一一回答了。老板见他挺机灵，不邪乎，就说："你进来吧！"于是，他就到店里当学徒，给老板挑水、劈柴、烧茶壶、倒夜壶，什么活儿都干。老板觉得这孩子手脚勤快，字也写得好，慢慢的就让他站柜台，管账，以后便当上了掌柜。这样，他发了点财，攒了一笔钱，回家赎回土地100来亩，又在故县镇和人家合伙开了一个小店铺，经营起买卖来，因此他家的生活就比较好一些。但是，他35岁就去世了，留下一个儿子，名叫丙生，就是我的第五堂兄。后来他到日本留学，学政治经济学。

我的父亲温增荣，在兄弟中排行最小，比我的大堂兄还小几岁。到他能劳动的年龄，土地都典当出去了，家里赤贫如洗。

庄稼人没有土地怎能过活？我父亲只好去开荒。一个刚刚成年的孩子，忍着饥饿在山梁上垦荒造地，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记得小时候，他曾经对我说：上山开荒饿得不行了，他就躺在山坡上，脚朝上、头朝下，硬是撑着，人都快昏死了。况且，我们那个地方是干屹梁，水往两边流，晴天旱灾，雨天涝灾，一亩地连一百斤粮食也收不到，开了荒种上庄稼，一年辛苦到头也还是难以果腹。没办法，他就离开家乡到外地去当长工，不到二十岁的年纪就已流浪了好多地方。

我的母亲是沁县上官村人，她从小就在苦水里泡大的。我的外祖父家里穷，生了病没钱医治，年轻轻的就去世了。他没有儿子，只生我姨母和我母亲两个女儿。后来，我外祖母改嫁到沁县县城西门外，她就随着到继父家生活。

我的父母亲可以说是患难夫妻。结婚以后，生下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一家大小七口，日子过得很艰难。为了养活一家人，父亲仍然外出当长工，母亲替人家奶孩子、缝衣服。一家人省吃俭用，好不容易攒了一点钱，才慢慢的赎回一点土地。到我开始读书的时候，我们家的土地大概有40多亩了。

走出梅沟

我是1917年11月28日（农历丁已年十月十四日）出生的，在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

我出生的时候，正是列宁领导俄国十月革命取得成功、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中国社会处在激烈动荡的时候。

此时，山西督军阎锡山依附段祺瑞政府，兼任山西省长。为了"保境安民"，巩固自己的统治地盘，阎锡山竭力推行他的"用民政治"和"村本政治"。所谓"用民政治"，就是不仅"安民"，更要"用民"，使"人人不亏负其才智"，其主要措施是"六政三事"。六政即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不缠足）、剪发（剪掉男人留的辫子）。三事即种棉、造林、畜牧。"村本政治"是"用民政治"的补充，就是说"六政三事"要以村为单位来实施，因为村是人类第一位的具有政治性的"天然团体"。阎锡山自称"积户而成闾，积闾而成村，积村而成区，区统于县。一县之治，此为基础"。因而，每个村都要整理村范，订立村禁约，组织息讼会，成立保卫团，实行"村仁化"。闫锡山的"新政"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伦理色彩，但在当时对消除清政府遗留下来的恶政陋习起到了一定作用。

阎锡山对禁烟颇费一些力气的。当时山西全省约有85万人吸食鸦片，每年消费大约在4200万元以上。他认为这是山西民穷财尽的祸根，声言："今日禁烟，非排除万难，积极进行，达到除尽之目的不止"。他下令沿黄河成立稽查队，堵塞外省鸦片运入，公开悬赏捉拿售烟者，勒令烟徒戒烟，不服戒除者依法严惩。所以，到我这一辈，我的几个堂兄就没有一人染上抽鸦片的恶习。

"整理村范"是村本政治的一项内容。阎锡山在"整理村范"中规定："儿童失学者劝令入学，稍贫者令其农暇入学免收学费，甚贫者由县补助课本费，极贫者可不入学，但要在区村户口中登记。"为什么作这样规定呢？他认为"民无德则为顽民，民无知则为愚民",失学儿童往往愚顽，好与人斗殴，游手好闲，将来对他的"新政"必定构成威胁。因此，许多农村都办起学校，"劝令"儿童入学读书。这样，当虚岁七岁的时候，我就进了本村的小学。

我喜欢读书，记性好，书读得不错，而且还练得一手好字。我写的字常常被老师拿出来贴堂示范。

梅沟村办的学校是初级小学，要读高小必须外出参加考试，考上了到故县镇去读。当时，全县分四个区，我们二区最大、人口最多，在故县镇办了一所县立第二高级小学。1930年夏天，我参加全区考试，得中第二名；考高小得第五名，于是我就离开梅沟村到25里外的故县镇去读高小。

故县镇在历史上是铜堤县的古城，镇北的紫金山风景极好，山上有隋朝哲学家文中子读书讲学的遗址。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河津人，此人很有才学，年轻时因乱世不屑于混迹官场，退隐著述讲学。他的门生李靖、魏征、房玄龄都是唐代杰出的将相。清大学士吴碘回故里时曾瞻仰文中子的读书处，题了一首诗："石室铜山麓，祠台玉水阳，清风留俎豆，盛迹自隋唐，房魏勋名远，河汾教泽长，登高凭览眺，古道郁苍苍。"石室中还有很多名人的题刻。故县镇丰富的历史文化遗迹，对我们少年学子影响较深。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们去春游，老师布置每个学生都写一篇游记。我们去了紫金山，回来后我写了一篇游记，描写山中古树荒草、石室祠台的景色，抒发一腔怀古之情。没想到我的这篇作文竟被选出来贴堂示范。

我到故县镇读书时，中原大战开始了。这一年3月，阎锡山联合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公开宣布讨伐蒋介石。5月，蒋、冯、阎在河南、山东展开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军阀大混战。在这之前，山西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战事，社会比较安定，生产发展了，老百姓也较富足。河南、山东、河北遭灾荒，老百姓都往山西跑。可是，中原大战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阎锡山亲率晋军出击徐州，强迫老百姓去支差。当时，我家和别人合养了一匹马，按规定有马就得支差。我的父亲赶着马车去支差，一路上又挨饿又挨打，受尽了折磨，所以一气之下就把马卖了。中原大战以阎、冯的惨败而告结束。晋军退回山西，冯玉祥的西北军也往山西溃逃，一时间我们沁县不少村子里都住满了残兵败将。他们三天两头的向老百姓派粮派柴，派不到就抢。真是"洒向人间都是怨"!

记得那时候，学校里一直宣传阎锡山如何了得，蒋介石如何坏，宋美龄用牛奶洗澡等等，所以我们同学对蒋介石、宋美龄印象不好，咒骂之声不绝。

我在故县镇县立第二高小只读二年就毕业了。1932年7月，沁县铜川中学开办，向全县高小招生。我想报考铜川中学，回家向我父亲要钱去报名。我父亲说："没有钱，不要读了，在家帮忙种地吧！"我书读得可以，考上铜川中学是有把握的，怎么能放弃这个机会呢？我希望得到母亲的支持，可她不在家，在我二姐家侍侯二姐生孩子。怎么办？心里挺焦急。

有一天，父亲到地里犁地，我偷偷地把他藏钱的罐子打开，里面只有两块钱，我拿了一块就往二姐家里跑。中午父亲回来，看见我不在家，又见罐里少了一块钱，便立即跑来二姐家找我。他很生气，责问我："钱拿哪儿去了？"我说："我要读书，我要报名考中学。"

他虽然理解我求学的决心，但家里穷，实在供不起我去县城读书的费用，便说："你要读书，就到上官村读私塾。"

沁县的私塾是很有传统的，自著名大儒王通（文中子）在紫金山石室讲学以来，历代博学之士无意于仕途者都在家"设帐授徒"。我姥姥家在上官村，离梅沟不远，老秀才张玉堂办的"门馆"在远近很有名望。上门馆交的费用不多，且读的都是"四书"、"五经"、"六艺"，在我父亲看来，这比"官学"的格致、体操、唱歌、图画之类的课程要实在得多。所以，他执意要我去读私塾。这样，我只好听他的话，到上官村私塾读了一年，读《左传》、《论语》等等，我的古文基础就是在这时候打下的。

第二年，我的二姐夫突然去世了。他这人头脑很灵，又会劳动，又会赌钱，生前大概攒下了五六十块大洋。我二姐把这笔钱交给我父亲，说是供我上中学，要我将来好好照顾她的两个儿子。有了这笔钱，父亲便不再阻挠了。于是，1933年夏天，我便去报考铜川中学。

【温附山（1917—2001），山西沁县人。1936年9月在山西太原师范读书时加入牺盟会，投身革命工作。1938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11月至1942年5月，历任山西省沁县三区牺盟会秘书、区长，县民政科长，路东办事处主任，漳源县县长；1942年5月后历任太岳区税务办事处干部科长、三专署秘书主任，太岳二专署秘书长兼民政科长，副专员；1949年春任长江支队第四大队大队长，南下福建，任福建省闽侯专署副专员、专员，地委常委；1952年3月后历任福建省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省委农村工作部第二部长，省财办副主任，省商业厅厅长、党组书记，省委委员；省委财贸部副部长，省委委员省委副秘书长；1959年8月任闽侯地委第一书记；1966年6月调任中央文化部电影局局长。1973年7月后任龙岩地委副书记、书记，地区革委会副主任、主任。1978年4月任省科委主任、党组书记，1978年8月后任省革委会副主任、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兼秘书长、省科委主任、党组书记；1983年4月任省人民政府顾问，1985年7月任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