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王炳文著，浦睿文化｜岳麓书社2024年3月出版，464页，88.00元

王炳文的新著《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很好看，有许多发人之所未发的考辨，令人一新耳目。比如，杜甫为什么对马那么熟，简直练就了堪比伯乐的眼光？作者告诉我们，杜甫的姨妈的孙子郑遵意，叫杜甫表叔的，是安禄山的亲信。天宝十三载正月，唐玄宗加安禄山尚书左仆射，又加闲厩使、五坊宫苑使、陇右群牧都使，使主宫廷及全国马政。安禄山当然不可能走马上任，所以在六月，奏请张通儒及群牧副使、平凉太守郑遵意等“就群牧交点”。秋天，杜甫去了骊山华清宫苑墙外的御马院，又去了冯翊郡的沙苑监，写了《天育骠骑歌》与《沙苑行》，看到了常人看不到的御马和御马图，显然都是这位表侄给安排的。与此同时，杜甫还写过《天狗赋》，说“甫因至兽坊，怪天狗院列在诸兽院之上”。历代注家都不能确知此赋作于何年，却原来杜甫这一回在骊山华清宫外，还参观了比御马院更高处的天狗坊。没有郑遵意这一层关系，他一介平民怎么进得去？

筑室志隐

此书有很多新说，我是持保留意见的。但作者论证杜甫的父亲杜闲的卒年，乃在开元二十七年，这一点却深合吾意。杜闲大约生于高宗调露、永隆年间（679-680），其卒年众说纷纭，洪业推测在开元二十八年（740），相当接近。但王炳文把时间一排比，说如果二十八年杜闲去世，天宝元年及二年初杜甫便还在守制期，所谓“二年客东都”，就不可能见那么多人，吃那么多荤，“厌机巧”而“对膻腥”也。他认为，杜甫在开元二十九年寒食日所作《祭远祖当阳君文》曰：“小子筑室，首阳之下。不敢忘本，不敢违仁。庶刻丰石，树此大道。”这个“筑室”，有人以为是庐墓，又有人以为是成婚，都不对。他说：

“筑室”就是盖房子，象征着一段新生活的开始。对唐人来讲，筑室的一个重要契机，是父亲或母亲的丧服期满。颜真卿所作《宋璟碑》中，就有“寻丁齐国太夫人忧，服阕，筑室反耕”这样的明确说法。（《杜甫的历史图景：盛世》，246页）

杜甫“筑室”肯定是在为父服丧期满之后，可要说盖房子一定有丧期服满的契机，那就扯偏了。上引颜真卿所作宋璟神道碑那句话不全：“寻丁齐国太夫人忧，服阕，筑室反耕，志图不起。”（《全唐文》卷三四三，中华书局1983年影印本，3477页）“志图不起”才是宋璟“筑室”的动机。“筑室反耕”出自《左传·宣公十五年》：“筑室反耕者，宋必听命。”杜预注：“筑室于宋，分兵归田，示无去志。”颜真卿无非在说，宋璟打算隐居了。但接下来便是“俄而即真，迁殿中侍御史”，虽未“夺情”，终被“夺志”。

杜甫怎么可能不清楚他正在祭祀的远祖对“筑室”的理解呢？再说他熟精《文选》，其中有潘岳的《闲居赋》，序和赋两见此语：“于是览止足之分，庶浮云之志，筑室种树，逍遥自得。”“爰定我居，筑室穿池。长杨映沼，芳枳树篱。”于是，“筑室”作为隐居的符号，成了后人习用的套语，从南朝，到唐宋。东坡之子苏过有《志隐》一篇，把这个意思传达得最为清晰：

昔余侍先君子居儋耳，丁年而往，二毛而归，盖尝筑室有终焉之志。遂赋《志隐》一篇，效昔人《解嘲》《宾戏》之类，将以混得丧，忘羁旅，非特以自广，且以为老人之娱。先君子览之，欣然嘉焉。（《斜川集》卷六，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109页）

所以，“筑室”与服丧期满无关。《全唐文》宋璟神道碑之后，又有颜真卿作的鲜于仲通神道碑，亦云：“公初善执事者，后为所忌。十二载遂贬邵阳郡司马，灌园筑室，以山泉琴酒自娱，赋诗百馀篇。”（《全唐文》卷三四三，3484页）并无服阕之事，单是退隐园泉，“示无去志”“志图不起”而已。万一正遇上服丧期满，而有筑室之举，主旨也还是打算隐居。如北宋祖无择的一首诗，题并诗云：

龙图范给事以禫服向除，修治茔域，就山筑室，因尔书怀，俾无择继和，谨次用其韵：采采陔兰负养亲，几思定省泣晨昏。三年已毕先王制，昼日将承圣主恩。名遂自同周柱史，谏违谁记鲁臧孙。考槃在涧虽云乐，祗恐泥书到远村。（《洛阳九老祖龙学文集》卷二，国图藏清抄本）

“禫服向除”，即刚除丧服，也就是“三年已毕先王制”。父母之丧二十五个月后，行禫祭，除禫服，恢复正常的生活，所以建个新房子好隐居，东山不再起了。可是，祖无择提醒范给事（疑为范师道），只怕紫泥封的诏书不久就会来，你就要被起用啦。

所以，杜甫筑室首阳之下，乃有屏居独处，以归隐为终南捷径之意。当时，世家子弟的出路很多，门荫、科举、隐居，皆可得官。但杜甫已经将荫补的机会让给了大弟杜颖，开元二十四年举进士不第，他现在打算认认真真做隐士了。走这条路的人很多，而且走得通，近如房琯，远如李泌，所以是很积极进取的选择。只是他没隐得住，第二年就汲汲于奔走了。等到十四载因献赋而得官，杜甫才叹道：“故山归兴尽，回首向风飙。”（《官定后戏赠》）杜甫筑室以志隐，并祭告远祖杜预，宣布开始新生活了。

垒山献寿

我认为，杜甫有一首诗，最能支持杜甫开元末年父丧服满的说法。诗的题目很长：

天宝初，南曹小司寇舅，于我太夫人堂下，累土为山，一匮盈尺，以代彼朽木，承诸焚香瓷瓯，瓯甚安矣。旁植慈竹，盖兹数峰，嵚岑婵娟，宛有尘外数致。乃不知兴之所至，而作是诗

此诗应是失题，而编集者遂以小序为长题。曾晓云《杜甫生平再考及相关诗歌系年》（《九江学院学报》2018年第3期）一文，注意到一个被误解了一千年的问题，即题中的“太夫人”，从来都认为是指杜审言的继室老杜卢氏，其实是指杜闲的继室小杜卢氏，也就是杜甫的继母，杜颖、杜观、杜丰、杜占的生母。此言极是。古人说“太夫人”都是指母亲而非祖母，如欧阳修《泷冈阡表》的“修不幸，生四岁而孤，太夫人守节自誓”，是称自己的母亲；苏轼《范文正公集叙》的“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之忧”，是称他人的母亲。祖母就直称祖母，或大母、太母，偶也称“太夫人”，则必明其为大母也，如南宋薛似宗《送宋承旨归觐大母刘太夫人》诗。

故官吏之母，不论存殁，都可称“太夫人”。但有两个前提，一，必是其丈夫不在了。二，必是其子亦为官。梁章钜《称谓录》卷二“太夫人”条云：

《汉书》文帝七年：“令列侯太夫人、夫人……毋得擅征捕。”如淳注：“列侯之妻称夫人。列侯死，子复为列侯，乃得称太夫人。子不为列侯，不得称也。”按：今人称其母者，亦必于父没后，始加‘太’字，似本于此。盖据《汉书》注，则此称当专属有位者。（《称谓录》卷二，光绪十年刻本）

杜甫《汉书》也是精熟的，怎么可能错用？其《送李校书二十六韵》曰：“何时太夫人，堂上会亲戚。汝翁草明光，天子正前席”，是指李校书的母亲。其《奉送蜀州柏二别驾将中丞命赴江陵起居卫尚书太夫人……》曰：“迁转五州防御使，起居八座太夫人”，是指卫伯玉的母亲。总不会说您太夫人是指对方妈妈，说“我太夫人”却指自家奶奶吧？历代注家大概率是因为“南曹小司寇舅”的干扰才致误的，以为他来出力垒假山，是给他姑母献寿；却不想他可能没来，而只是出资叠盆景，为他姐姐贺寿。杜甫尊重而亲热地使用“我太夫人”这一称号，是因为父亲杜闲已经去世，而弟弟杜颖也“有位”了。至于继祖母卢老太太，必是跟亲生的小儿子即杜甫的三叔杜登一起过日子，两年后逝于陈留私第。“我太夫人堂”不会远在开封的。杜甫此作，题长而诗短：

一匮功盈尺，三峰意出群。望中疑在野，幽处欲生云。慈竹春阴覆，香炉晓势分。惟南将献寿，佳气日氛氲。

题云“旁植慈竹”，诗云“慈竹春阴覆”，也有着特定的意涵。慈竹，又名子母竹、兄弟竹，王勃《慈竹赋》云：“如母子之钩带，似闺门之悌友。”“分兄弟于两乡，隔晨昏于万里。”乔琳《慈竹赋》云：“有偕老之情，感馈亲之养。”“夫绵绵瓜瓞兮如有子母，邕邕鸿雁兮如次弟兄。”这个意象，真得妙用：子母竹指向继母，兄弟竹则指向他与几个异母弟弟，尤其是大弟杜颖，新承父荫，补为临邑主簿，当上了九品官，所以母亲可称“太夫人”了。杜甫作这首诗，是对继母的善颂善祷。他将唯一的荫补资格让给大弟，本身就已经让继母很开心了。又值诸舅有心，为营假山献寿，杜甫遂借此山的微缩景观，写出一片氛氲佳气，传达的乃是整个家族的融融穆穆的喜悦。再加上正月改元天宝，越发有一种新气象了。

赋诗谢恩

既然杜闲卒年在开元二十七年，那么，二儿子杜颖二十九年守制满，一年后就凭门荫而实授官职，简直是当今“最多跑一次”的办事效率了。关键在题中神秘的“南曹小司寇舅”。这位舅氏应该姓卢不姓崔。阎若璩也说：“太夫人既卢，则南曹小司寇舅亦应卢舅。公家两世皆继娶于卢。”（《潜邱札记》卷六，阎学林眷西堂乾隆十年刻本）他还是错把太夫人看成继祖母了，不过不影响。

但“南曹小司寇”是什么回事呢？《唐六典》卷二“尚书吏部”：“员外郎一人，掌选院，谓之南曹。其曹在选曹之南，故谓之南曹。”（李林甫等撰、陈仲夫点校《唐六典》，中华书局1992年版，36页）卷六“尚书刑部”曰：“侍郎一人，正四品下。周之秋官小司寇中大夫也。”（同上，179页）可见，唐人习惯上把吏部选曹称为“南曹”，把刑部侍郎称为“小司寇”（亦见白居易《白孔六帖》卷七十二）。以刑部官员代理吏部南曹，主持全国官吏的资格认证与委派，说明责任重大。朱鹤龄注引权德舆《吏部南曹厅壁记》：“高宗上元初，请外郎一人顓南曹之任，其后或诏他曹郎权居之。此云南曹小司寇，当是以秋官权职者。”而王炳文也引韩愈《顺宗实录》曰：“大历八年，刘晏为吏部尚书，奏（令狐）峘为刑部员外，判南曹。”但“南曹小司寇”表明，这是以刑部侍郎代理吏部员外郎来执掌选曹。赵次公就说：“《周礼·秋官》：司寇掌邦刑，刑官之贰也。今公小司寇舅，则必为刑部侍郎。”

天宝初，出范阳卢氏而任刑部侍郎的，可能是卢贞谅。《新唐书》卷七三上《宰相世系表》三上“卢氏第二房”，有金州刺史卢元哲的从孙“贞谅，刑部侍郎”。严耕望曰：“贞谅孙辈翰迈皆相德宗，则贞谅官至刑侍或当在玄宗世。”（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二十，中华书局1986年版，1018页）杜甫《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叙自己的继祖母“父元哲，是庐州慎县丞”，谢思炜注曰：“《世系表》元哲未知是否为卢氏太夫人父。”“然贞谅当即此小司寇舅，据表乃元哲从孙。”（谢思炜《杜甫集校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1409页）

据《宰相世系表》，卢之信生四子，瑾、璟、元哲、珙，卢贞谅即珙之孙。既然杜甫《卢氏墓志》说杜审言身后，“至于昏姻之礼，则尽是太君主之。慈恩穆如，人或不知者，咸以为卢氏之腹生也”。估计当杜甫的亲生母亲亡故后，继祖母就安排了家族中的侄女为杜闲续弦，是为“冢妇同郡卢氏”。会不会就是卢珙的孙女，也就是卢贞谅的亲姐姐呢？

我估计，这位“南曹小司寇舅”是第一时间带来了杜颖荫补为官的喜讯，也携资以营假山为自己的姐姐献上寿礼。作为家族长子，杜甫天性纯良，人情练达，便写了这首诗，用上了“太夫人”这一非儿子做官不能用的称号，感后母之恩深，申兄弟之情密，谢舅舅之意美。也从侧面反映了开天之际风俗的淳朴，宗族的强盛，包括社会上并不违规地走一点后门。

画蛇添足

关于“南曹小司寇舅”，王炳文认为，“小司寇”严格意义上指刑部侍郎，但从制度上讲，南曹事由刑部员外郎或同为从六品的他司员外郎主掌，四品的侍郎不会判曹事琐务。所以，杜甫此一称呼，是“人情世故的泛用”，以示尊敬。他说得很有道理。杜甫本来就会说话，口头给人加官进爵，只要在刑部做事，他就尊称“小司寇”，跟我们今天把刘处叫做刘厅一样。可是你想想，请正四品下的刑部侍郎，代行从六品上的吏部员外郎的曹务，等于让司法部副部长来干人事部副司长的活，可能性大不大？朱鹤龄就说：“唐制未闻以司寇判南曹。”前引权德舆《吏部南曹厅壁记》与韩愈《顺宗实录》，不正是以别部的员外郎来代行吏部员外郎的南曹选务么？

何况玄宗之世长达四十四年，难道卢贞谅担任刑部侍郎偏巧就在天宝初？我们不认死理的话，可以在刑部里寻找姓卢的郎官。第一种可能，是品职对等的刑部员外郎。但据张忱石《唐尚书省右司郎官考》，开元末天宝初并没有刑部员外郎姓卢的。资料当然不全，也只能暂置。那么，第二种可能，还是郎官，但品职稍高一级，让杜甫称“小司寇”也更靠谱一点，可以找从五品上的刑部郎中。而天宝初任刑部郎中，确有一人，为卢幼临（张忱石《唐尚书省右司郎官考》，中华书局2020年版，619-620页）。他出自范阳卢氏第一房，是太子妃之兄韦坚——即王炳文此书写到的天宝大案“韦坚案”的主角——的女婿，也是李白的旧交。谪仙天宝元年到长安，就有《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一诗给他。陶敏说：

卢郎中，疑为卢幼临。《新表》三上四房（按：应是大房）卢氏：“幼临，刑部郎中。”《旧书·玄宗纪》下：天宝五载“七月丙子，韦坚为李林甫所构，配流临封郡，赐死。……女婿巴陵太守卢幼临长流合浦郡。”《韦坚传》作“卢幼林”。《李适之传》称卢幼临在贬所为御史罗希爽所杀，知刑部郎中乃卢被贬前所任官职，时李白亦在翰林，故诗云“君登金华省，我入银台门”。（陶敏编撰《全唐诗人名考证》，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188页）

如果“南曹小司寇舅”是卢幼临，那么两年后介绍李白给杜甫认识的，就十有八九是他了。

此外，还有没有第三种可能，即本职便是主南曹的吏部员外郎，而曾经做过刑部的秋官如刑部主事，所以也可以称之为“南曹小司寇舅”呢？这也不排除吧。天宝初，还正有一个卢员外在吏部南曹。唐人选唐诗，有芮挺章天宝三载编选的《国秀集》，选诗最多的是“吏部员外郎卢僎十三首”。卢僎开元二十九年十一月所撰卢粲夫人墓志，正是署的“朝散大夫、行尚书吏部员外郎”。他出自范阳卢氏第三房，生于相州临漳，做过襄阳县令、襄州长史，与孟浩然为“忘形之交”，孟夫子写过五首诗给他（陶敏编撰《全唐诗人名考证》，165页。胡可先《新出石刻与唐代文学家族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486-487页）。据韦济墓志，这位韦左丞丈曾与卢僎相从游，皆“一时之彦”也。卢僎在当时诗名甚著，《国秀集》中选诗十三首，远高于王维、孟浩然的各七首，杜审言、沈佺期的各五首。所以要是以《国秀集》为凭，卢僎就是盛唐的头号大诗人，李白都排不上号，遑论杜甫。他要是曾做过秋官，杜甫叫他舅，那就可有意思了。

我真是巴不得“南曹小司寇舅”是这样的两位仁兄之一。但据《宰相世系表》，卢幼临父垣，从祖父谞；卢僎父弘怿，祖父世表，皆与《唐故范阳太君卢氏墓志》“大父元懿，是渭南尉。父元哲，是庐州慎县丞”不符，真是可惜。但他们都出自范阳卢氏一二三房，理论上都可以称其为舅的。我费了这么多笔墨，无非想说明，血缘上姓崔的，法律上姓卢的，杜甫的表舅真是数不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