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庆海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了深入开展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利用保险公司与各行各业联系广泛、与各行各业中上层人士经常保持联系的行业特点，通过保险公司这一组织，掩护地下党员和党组织的秘密活动。这期间，中共地下党在上海和重庆创立了大安和民安两家保险公司。

1937年11月，国民党军队西撤,上海成为“孤岛”。上海公开的抗日活动也受到限制。1941年,日军占领上海租界,原来控制上海保险市场的英美商保险公司被迫停业。在沪的日商保险公司因实力薄弱,一时难以取代英美各公司的地位，这是一个发展民族保险事业的大好时机。在上海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谢寿天为此向上海地下党职员运动委员会书记陆志仁提出创办保险公司的建议,经过中共地下党领导研究同意,由谢寿天出面筹建一家保险公司。

1941年10月19日，大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开始筹备,谢寿天邀请郭雨东、陈巳生、关可贵、董国盾、龚渭清、全家瑜等为发起人，开始筹集股金。11月28日，大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举行创立大会，选举董事、监事,孙瑞璜(新华银行副总经理)当选为董事长。公司地址设在广东路51号大莱大楼内(后迁至北京路356号四楼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原址)，注册资金50万元,实收25万元。

1942年5月，大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经理为郭雨东,副经理为董国清、李晴斋,总稽核为谢寿天。公司开业后,在天津、南京、广州、青岛、烟台、北平设有分公司,并在武汉、无锡、苏州等地设有代理处。大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一个不满30人的企业，它的高中级职员，多属中共各系统的地下党员，如谢寿天、陈巳生、蒋学杰、赵帛、孙文敏、蔡同华、吴福荣、施月珍等（其中蒋学杰是谢寿天的夫人，曾任上海中国职业妇女俱乐部副主席）。他们以大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职业为掩护，在大力发展业务的同时，遵照上海地下党的意图，从事革命活动，并为支持“保联”的各项活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保单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规定保险公司增资，重新登记，但因通货长期恶性膨胀，大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陷入缺乏资金的困境。在这关键时刻，上海地下党拿出100两黄金，使大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通过验资得以注册。

大安产物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后，谢寿天根据不同时期党的不同工作要求，经常参加上海金融界、工商界和知名人士组织的座谈会、聚餐会，联系和团结爱国民主人士，开展统战工作。同时，掩护中共地下党员的秘密活动，公开支持上海保险业业余联谊会的各项活动。

1939年，中共地下党员卢绪章奉党中央的命令，赴重庆开拓“商机”。卢绪章在重庆开办了一家名为广大华行的公司，以“资本家”的公开身份，在大后方的工商界中活动。在重庆，卢绪章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志，周总理叮嘱他“你这个资本家可一定要当得像啊，你要像八月风荷，出污泥而不染”。

1943年，重庆已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工商业、运输业高度发展，重庆的保险机构也多达50余家。由于创办保险公司的组织和业务比较简单，因此当时的银行和大企业纷纷创办保险公司。此年4月,为贯彻党中央提出的在国统区“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工作方针，为党的秘密工作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卢绪章提议创办一家保险公司。卢绪章的这一设想，得到了党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肯定。

于是，卢绪章以广大华行董事长兼总经理的身份，在中兴保险公司总经理、太平保险公司重庆分公司副经理杨经才、海商法专家魏文翰的帮助下，邀请四川著名爱国实业家、民生轮船公司总经理卢作孚共同作为发起人，筹创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广大华行和民生公司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商定由卢绪章代表广大华行一方，卢作孚代表民生实业公司一方，共同投资法币1000万元，双方各筹资50%。在集资过程中，民生和广大华行争取到四川、重庆和云南许多政界与商界的著名人物参加认股。1943年6月，“民安”成立董事会，11月，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公司取名“民安”，是因为卢作孚先生认为“该保险公司之职责应侧重于人民物资之安全保障，故命名为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由卢作孚任董事长，杨经才任总经理，卢绪章任副总经理，杨延修、舒自清和张平分别任常务董事和董监。

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成立，标志着中共地下党所领导的企业社会层次提高，经营领域扩大，已跻身于大后方金融实业界的行列。与众多上层社会人才合办企业，也是广大华行党组织正确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果。

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筹备期间，即在重庆繁华地区建造了一座三层办公楼，楼宇高敞，十分引人注目。为推进公司的健康发展,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开业以后的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一系列的经营管理措施。

1943年11月公司正式开业后，民生实业公司便将所有50余艘轮船的运输险业务全部交给了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承保，初步奠定了坚实的业务基础。为全面拓展业务，公司在四川内江设立了分公司，聘请糖业公会负责人为经理，承揽了内江糖业运输及各制糖厂的水、火保险。此后，公司又在昆明设立了分公司，在成都、贵阳、西安、自贡、盐都、泸州、宜宾、合江、资中等地设立分支代理机构。随着业务的蓬勃发展，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大后方的保险业中的名声和影响越来越大。

为了充实党的力量，卢绪章对公司的中层干部进行充实调整，特调衡阳的党员程恩树到公司任业务处处长，加强了中共地下党对公司的经营管理权。同时，面对通货膨胀与物价暴涨,卢绪章运用公司的资金与保费盈利共10万美元，在工矿银行重庆分行副经理包玉刚和中央银行处长卢孟野的协助下，进行黄金美钞买卖，以保存经济实力；又以“民安”同人福利名义，开设民益商行，经营内江白糖、木耳、黄花菜等土特产购销业务，用商行的利润来改善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职工的生活，安定职工生活。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重心东移。根据形势的变化，经党中央同意，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东迁至上海，扩大经营。

1946年2月，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租下原英商亚细亚石油公司（即今延安东路外滩中山东一路1号）大楼底层的全部房屋用于办公，并正式对外营业。当时，外商保险业，首先是美商保险公司企图重新垄断中国的保险市场，而一些官僚资本投资的保险公司凭借各自的政治背景和经济实力，又控制了一部分保险业务。此外，法币贬值，国民党政府一再颁布政令，保险公司维持营业必须不断增资。民营保险公司因业务萎缩，保险业务和技术人员不断分化而处于附庸地位。各保险公司为承揽业务，竞争激烈，钩心斗角，花样翻新。此时，刚刚迁到上海的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要站稳脚跟，拓展业务，实非易事。

在这种形势下，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调整并扩大分支机构，将原重庆、天津、汉口三个分公司改为华西、华北、华中三个区公司。公司随即又在南京、广州、青岛、沈阳、长春等地建立新的分公司或代理处，由总公司派人员或就地延聘有声望的商界人士负责经营。同时，公司紧紧依托广大华行并通过民孚企业公司，开辟国外保险业务，又与美亚保险公司建立了合约分保关系，一时业务蒸蒸日上，令同业刮目相看。1946年年初，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又将附属企业民益商行扩充为独立经营的民益运输公司，总公司设立于上海。由民生实业公司副总经理童少生出任董事长，王应麒任总经理。民益运输公司利用民生实业公司的关系在国内一些重要的口岸设立分支机构十余处，并建立起轮船、铁路、飞机等相衔接的联运网络。由民益运输公司代办向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投保运输险，这样不仅手续简便，而且服务周到，受到客户欢迎。

1947年，为吸引更多的保险经纪人协同承保，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又设立了联安保险公司，卢绪章任董事长，朱介成任总经理，谢步生任总稽核。该公司与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同址办公营业。在这一时期，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先后向大安保险公司等数十家企业进行了参股投资，使公司业务范围扩大，社会影响力进一步提高。

1947年，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派出专员沈日昌到香港筹建分公司，当年即开张营业。为配合这一转移，进一步发展国际保险业务，到1949年年底，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内机构全部停止营业，并宣告清理。1953年5月26日，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在处理好全部的保险业务后，经上海市军管会财政经济接管委员会金融处批准，正式宣告结束。

民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的经营历史虽然不长，但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党的统战工作和经济工作，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大量的活动经费，对上海中共地下党领导的群众团体“保联”给予了有力的支持与资助，还为党培养了一批富有经验的金融保险骨干，较好地完成了上级党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

（文章来源：“十二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保险史话》；图片由中国保险学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