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跑线是精神不是物质，海外博士毕业依然可能变成啃老族

“一个老板跟我说，他雇过4个留学归国的博士，每月4000元，这些人干不到半个月就回家了。为什么是这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提出了一个让人们迷茫的问题——

中国一年出国留学人数将近70万，这么大的群体，他们中有多少真正成才了？父母用尽了血汗钱，站在各种培训班的门口等待，消耗无数精力和时间，孩子经过层层选拔，得到博士学位，最终换来的就是这样的结果吗？我们有必要反思近10年盛行的教育观了。夸奖式教育、起跑线理论、拼爹式教育、放养式教育、低龄出国论，等等。我们追寻的目标是不是有点偏呢？每个孩子拿出来都是特长生，哪怕就是个小学生，给他培训的老师说起来都是博士硕士，都有一堆的资格证书。但第一批这样教育出来的孩子已经到了而立之年，留学归国，为什么有那么多孩子不被企业喜欢，自己也适应不了社会，出了一批啃老一族呢？

在近日于西安举行的“新东方老师好！”品牌发布会上，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伟、陕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校长罗坤、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俞敏洪分别阐释了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中的“好老师”。王大伟问与会者：什么是好的教育，什么是好的老师，到底是什么让孩子最终成才？

教育理论乱花渐欲迷人眼

什么才是好的教育

王大伟抛出了一个问题：教子的秘密是什么？

“我们并没有找到！”他以50后为例，1977级大学生几乎没有受过完整的教育。王大伟以他同班同学为例，他是一个挖煤工人，上了大学。学了第一个英文单词的时候，他兴奋得不得了，当年他26岁。就是他，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读了两个博士，回来成了名校的校领导。

1977级大学生是“被耽误的一代”，没有早教没有英语启蒙，甚至书也没怎么念，作业没做过，经历了各种磨难，但为什么他们能成为各行各业的骨干？

再看看现在的留学生，很多人出国七八年连国外人的家都进不去。新东方成立之初，俞敏洪带领着一批从美国、加拿大学成归国的留学生创业，这些“名师”有特色、高品质的教学一下吸引了很多学生。从改革开放后最早一批留学生的“个顶个”优秀，到今天的留学生，“做人没个精气神，这样的孩子回来怎么安排？”王大伟问大家。

1993年创立时，新东方精神就是强调“在绝望的大山砍下希望的石头”，在磨难中追求卓越的励志教育。俞敏洪9年前曾赠给记者一本书，借以鼓舞记者的斗志——《挺立在孤独、失败和屈辱的废墟上》。他无数次地在自己举办的讲座上抚慰他的那些家境普通、英语基础很差，但希望通过留学改变命运的崇拜者：我多次落榜，第三次才考上北大；我在大学里没有姑娘正眼看我，经受失败的煎熬；我的理想是哈佛，但3次被拒签，被老婆看不起，现在的哈佛仍然是我的梦想——一个创业英雄经历了那么多的挫折感，但他终于挺立在了那些屈辱的废墟上。

但世易时移，现在活跃在同一个地点，黄庄、中关村、保福寺桥附近的想要留学的孩子们，父母都是英语很好、年薪甚高、给孩子报班只要最好不怕最贵的精英了。俞敏洪的“绝望大山论”在这个时代还吃得开吗？

俞敏洪坦言，“提出‘新东方老师好！’这个概念，原因其实很简单，就是因为当下教育界的声音非常多，一会儿是互联网让教育改变，一会儿是AI让教育改变，但是我们发现真正能让孩子改变的依然是老师，老师的言传身教，老师的一言一行，甚至拍拍肩膀的鼓励，都会给孩子带来终身性的影响。如今新东方已进入“后名师时代”，新东方名师已成为一个集体或者群体的概念，新东方希望每个老师都能成为好老师，每一个学生在新东方都能遇到真正的好老师，这也是“新东方老师好”的深层含义。

在知识技能培训高度发达的今天，励志教育、全人格教育、在逆境中求生的精气神培养，反而成了好家长、好老师所必备的标配了。

王大伟非常认可俞敏洪在这方面的探索。他用三代留学生归国的故事来印证什么是好的教育。

王大伟的爷爷是在汉城（今天的韩国首尔——笔者注）留学，“七七事变”后回国。回来的时候带了两床棉被，里面缝着八路军急需的药品。王大伟的父亲是在新中国成立后去苏联学习武器，“回国时，四五岁的我去接他，看他把两个大木箱子搬下来。我妈特别高兴，问是不是给我们买电视了？”但王大伟父亲说不是，买了两箱子书。卢布当时和美元是等值的，他父亲把所有钱都买了关于原子武器防护的书，也因此开创了中国原子武器防护的学科领域。

王大伟则是在日本警视厅留学的第一拨中国人。快毕业的时候，德国男生天天请人吃冰淇淋，法国女生天天晚上跳舞，而中国的学生每天晚上跑到图书馆去复印资料，“因为专业书太贵，我们买不起，但复印不要钱，所以我回国前一个月复印了70公斤外国警学最新的理论，每天都干到凌晨1点多”。

因此在起跑线上，培养留学生不是目标，培养有志向不怕困苦的精神世界才是目标。

男孩能吃千般苦女孩能绣万朵花

找到人生扳机点

什么是起跑线呢？

王大伟小时候生活在军事医学的大院里。他从小就知道，院长在人的脑子里发现了一个区域叫蔡氏区，很了不起！“他带着一个警卫员在前面走，我就跟在后面，当时就想，我一定要在人脑里发现一个王氏区，这就是我的起跑线。什么是起跑线？起跑线不是物质，不是吃，不是穿，不是家有几套房，起跑线是精神，是虚的。”

王大伟是北京师范大学1977级学生，30多年前进校学了两个理论：一个叫发现，一个叫在游戏中学习。他满面愧疚地告诉记者：“我年轻时是这两个理论的鼓吹者，到处宣传。可是30年过去之后，我发现这两个理论实际上有很大的副作用，很多孩子的教育因为应用了这两个理论而不成器。”

因此62岁的王大伟用自己的实践提出——任何一种教育理念都必须经过几代人的验证。

说到底，还是那句话，逆境出人才，男孩能吃千般苦，女孩能绣万朵花，老来富裕，不如少年贫穷。王大伟介绍了他曾在1979年调查中国500位名人（臧克家、李苦禅、陈爱莲、黄宗英、孙敬修等）——都是各行各业的脊梁，给他们每个人写了一封信，最后通过回信内容的分析发现，他们的平均文化水平只有小学，大部分人都受过磨难，受过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们永不言弃。

“小船有两支桨，不仅要夸奖，还要有惩戒。”通过40年的研究王大伟发现，500次嘱咐，300次表扬或者100次惩戒都不如孩子刹那的醒悟，感动和立志的作用更大。

“我发现，那些成功的人或者伟人在人生道路中，都有一个或多个扳机点，当他经历了这个拐点后，突然醒悟，飞速进步，想拉都拉不住。不想成功都不行。”王大伟说。

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网记者 堵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