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道变了。

但世道又没变。

1

20世纪初，西方自由平等的婚恋观传入中国。一些中国青年从包办婚姻解脱，追求婚姻自由。有人开始推崇不婚主义，提出了“去家废婚”的主张。

中国的“去家废婚”思想，其实还可以追溯到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

当时，洪秀全提出天下一家，男女平等，在太平天国初建时实行废除家庭的新制度。所谓“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男女分营而住，也不需要结为夫妻，一切家庭财产收缴国库。

不知洪秀全发烧梦见天父时，是不是还顺便跟他老人家借了本柏拉图的《理想国》，读到了书中“共产共妻”的主张。

半个世纪后，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的婚姻观和洪秀全的主张一脉相承。他认为，既然佛教说遁入空门为“出家”，不如咱们干脆连家都不要了。

在康有为全新设计的婚姻制度中，男女志愿结为“交好之约”，最长不超过一年，最短不少于一个月，不再称为“夫妇”，女方也不用讲究三从四德。双方生下的子女由公家抚养，为“世界之天民”，孩子长大后由政府分配工作。

最奇葩的一点是，这些公民死后全部火葬，火葬场建在肥料厂旁边。有一首歌来唱，大概就是：“再过五十年，我们来相会，送到火葬场，全都烧成灰。你一堆，我一堆，谁也不认识谁，全部拉到农村做化肥。”

康有为这一乌托邦设想实在太激进，连维新派的同志们也hold不住。相比之下，他的弟子梁启超保守多了，不过是反对早婚，提倡“男子三十，女子二十”的结婚年龄而已。

但是，主张改革婚姻制度的康有为一生娶了六个妻妾，其中四个妾还是50岁以后纳的，过门时年龄都不过20岁。“康圣人”此举，真是在啪啪打自己脸啊。

康有为

康有为的理论在当时不过是无稽之谈，却也不乏拥趸。

在湖南，一个摩羯座青年对婚姻自由提出自己的看法——“恋爱，不仅只有生理的肉欲满足，尚有精神的及社交的高尚欲望满足”。

他认为，“夫妇关系完全是要以恋爱为中心，余事种种都系附属”，否则“婚姻一事除开烧茶、煮饭等奴隶工作以外，便只有那下等的肉欲生活”。

1919年，这位年轻人在北京当过一阵子图书管理员，并感受新文化运动的熏陶后，回到湖南办报。

他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文章，提出了废除家庭的设想：“合若干之新家庭，即可创造一种新社会……合此等之新学校，新社会，而为一‘新村’”。这大概就是多年后人民公社的雏形。

谁也不知道这名年轻人从《大同书》上得到多少启发。据说，1958年，他视察徐水县，身上只带了两本书——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和康有为的《大同书》。

2

五四以后，不婚主义的浪潮席卷全国。1920年，《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首开先河，设立了一个关于“废除婚姻制度”的讨论专栏。

一些奉行不婚主义的年轻人颇感新鲜，踊跃投稿。此专栏先后发表了50篇文章，可谓百家争鸣，其中不少观点现在看来也相当非主流。

一个笔名为“哲民”的作者撰文称，“婚姻制度不过是娼妓制度的另一种形式”，废除婚姻“是为世界人民谋幸福”。

哲民呼吁，不如废了婚姻，大家自由恋爱，一起嗨到老，育儿和养老交给儿童公育院和公共养老院，遗产全部捐献给社会。到那时，无父子，无夫妇，无家庭，世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不就是一个大同社会吗？美滋滋。

这位先生平时应该没少受到封建礼教的迫害。

另一个笔名为“翠英”的女子在《结婚到底是甚么》一文里大胆宣称，新旧婚姻均是一种买卖关系，我看见结婚不过是“生殖器”的卖卖，是“拿恋爱做手段，性欲做目的”。

这位女士一字一句，十分朋克。

民国天津一个官僚家庭的婚礼

不婚主义者们不仅在笔战中挥斥方遒，还付诸实践。据《时报》载：南京石坝街有富家少女15人，组织了一个叫“不嫁会”的民间组织。

这个组织规定，以终身不嫁为誓，而且“禁为种种冶艳之姿态”，所戴首饰，一切以朴素为时尚。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用名牌化妆品，不买名牌包包。这对老公倒是很友好，问题是，人家连老公都不要了。

当时，《时报》还报道了另外一个新闻：江苏江阴西门外某女校，有8个高年级女生，也秘密创立了一个“立志不嫁会”。

这些女生订立简章，“以立志不嫁，终身自由为目的”，规定会员要以劝人立志不嫁为义务，且入会后不能参与别人的婚事，如果私下和男生往来，一经察觉，立即除名。

这件事情让校长知道，就把这帮学生找来，严加训斥了一番。校长先生严肃地批评道：“男大须娶，女大当嫁，此人伦之天职也。若守不嫁主义则蔑视己身，沦丧人权，不爱国之甚也。”

不愧是做校长的，政治意识卓越，直接把结婚跟爱国挂钩。在他看来，女人的天职就是生儿育女，为国家增添人口，如果女孩子立志不结婚，人口就越来越少，这便是不爱国。

之后，这个“立志不嫁会”就被校长给取缔了。

3

江阴女校“轰轰烈烈”的不婚运动在校长的打压下失败。在那个年代，奉行不婚主义的女性若想不被人指指点点，自身还需足够优秀。

她们的精神领袖，或是曾在《联合国宪章》上签字的吴贻芳，或是接生了5万多婴儿，却一生未婚的林巧稚，亦或是一代奇女子吕碧城。

吕碧城与秋瑾齐名，是中国近代一位女中豪杰。清末时，她以《大公报》为阵地，宣传妇女解放运动，是中国第一位女性撰稿人，又被誉为“近三百年来最后一位女词人”，还曾当过袁世凯的秘书。

年少成名的吕碧城才情洋溢、光彩照人，不乏追求者，她却终身坚持奉行不婚主义。

有一回，曾任民国政府交通部长的叶恭绰好言相劝，让她择良偶出嫁。

吕碧城一听，满怀自信地说：“生平眼中男子可称意者，若一代才俊梁任公（梁启超）已是妻儿一堂，美男子如汪精卫者尚年轻，留日归来当议员的汪荣宝亦已使君有妇。”

她又言：“我之目的不在资产及门第，而在于文学上之地位。因此难得相当伴侣，东不成，西不合，有失机缘。幸而手边略有积蓄，不愁衣食，只有以文学自娱耳！”

说到最后，其言下之意就是堂堂中华之大，没有一个人可以合她心意，姐有的是钱，也不需要结婚，故而只能坚持单身。

吕碧城

然而，吕碧城“不嫁人”的想法并非根深蒂固。

吕碧城小时候也曾与人订婚。但是，在她父亲死后，家道中落，为了从族人手中夺回房产，吕碧城只好请一位男性友人帮忙，从中斡旋。这一事情被她未婚夫家知道后大为不满，认为她与异性交往，不守妇道，立即宣布退婚。

此事让年轻的吕碧城对婚姻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从此才萌生了不婚主义的念头，致力于文学和女子教育。

由此可见，吕碧城虽然奉行不婚主义，但她反对的其实并非婚姻，而是以“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为信条的传统婚姻制度。

与吕碧城经历相似的，还有女作家萧红。

萧红出生在哈尔滨的一个富贵之家，童年却是在训斥和打骂中度过。

有一次，萧红不小心打碎一只杯子，她父亲就要骂到使人发抖的程度。还有一次，她因为顽皮用手指去戳窗户纸，竟被祖母用针刺得嗷嗷直叫。

常年的打骂让萧红自小就没有安全感，也让她分外倔强。初中毕业后，她因反对包办婚姻而离家出走，流落到哈尔滨街头，最后花光积蓄，被困在旅馆，欠下400多元的债务。

旅馆老板扬言，如果萧红偿还不了债务，就要把她卖到窑子里。

一向沉迷文学的萧红，只好尝试写信向《国际协报》求救。报社主编得知后，让编辑三郎带几本书去看望萧红，并想办法助她脱困。

三郎，就是后来的萧军。

萧军和萧红不期而遇，不久就坠入爱河。恋爱中的萧红曾问萧军：“你对于爱的哲学是怎样解释呢？”

萧军爽快地答道：“爱便爱，不爱便丢开。”萧军的话，道出了当时一些先进青年的婚恋观。

萧红与萧军

4

近代以前，落后的婚姻制度与男耕女织的生产方式相互依存，而当自然经济逐渐解体，中国民众的婚姻观念也逐渐走向开放。

除了提出不婚主义，更多的是对婚姻自由的追求，这才有了吕碧城、萧红等新式女性对旧式婚姻的反抗。

前文所提到的湖南青年，曾在一份报纸上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韶山乡里，一个18岁的茅姓女子，聪明貌美，却被迫许配给一个素未谋面的愚夫蠢汉。这个女孩子不愿意，遂抛弃她的“丈夫”，跟邻居一个姓李的青年私奔，逃到外地，自由恋爱去了。

结果没两天，她家派人将女儿抓回去，一顿毒打，锁入房中，让她继续与未婚夫成婚。

邻里乡亲竟然拍手叫好。“张三说，这东西打得好，她走脚，她不要脸。张四也说，这不打还待何时！人家出了这种女子，真是丑死了一族人。”

在当时的社会风气下，年轻人要追求婚姻自由，甚至要以死相争。

1930年上海统计局的统计资料表明，当年全市共发生自杀事件1932起，因婚恋问题造成的就有852起，占44.3%，高居第一位。

这也难怪，鲁迅的小说《祝福》中，祥林嫂被捆在船板上强行绑去再嫁，不甘心的她在婚礼上一头撞在香案上，给自己留下一大块伤疤。

鲁迅笔下的祥林嫂深受封建礼教残害

在当时，很多不婚主义者之所以“恐婚”，其实是因为深受传统婚姻制度的迫害，失去了对未来婚姻生活的期待。

5

在批判旧式婚姻制度的背景下，1930年，民国政府颁布的《民法典》在法律上第一次让男女青年作为婚姻的主体，在男女平等的原则下，以婚姻法取消父母包办、婚姻论财的旧俗，强调婚姻自由。

上世纪30年代，国民政府又在新生活运动中提倡婚礼从简，取消彩礼，摒弃旧式婚礼的繁文缛节。

1935年4月，上海市社会局策划了一场别开生面的集体婚礼。婚礼现场鼓乐齐鸣，在《婚礼进行曲》的伴奏中，57对新人身穿礼服，在上海市政府礼堂结成佳偶。

民国时的上海

上海市长吴铁城亲自致辞祝贺，对传统婚姻进行批判：“中国旧有的礼节太繁琐了，结婚花费了不少时间和金钱，甚至社会上还有很多人，将毕生省俭积蓄所得的钱，尽花于这些婚丧喜庆的人生大事上面。”

之后，汉口、北京等地紧随其后，朴素节俭的新式婚礼成为一时风尚，堪称最早的“裸婚”。

民国时，为了研究青年男女为何结婚，清华大学教授潘光旦曾组织过一次关于“婚姻之目的”的社会学调查。

他在征求案中提出了10项标准：1、相貌与体态；2、教育造诣；3、办事能力；4、母性或父性；5、经济能力；6、清白身世；7、家产；8、性情；9、健康；10、性道德。

结果，接受调查的青年男女大多将“性情”作为第一标准，志趣相投、性格合拍，才是他们结婚的首要条件。

时至今日，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不婚主义者。中国的结婚率，连创新低。但不婚的原因，跟百年前比，已经完全不同。

世道没变。

但世道好像又变了。

参考文献：

1．顾鉴塘、顾鸣塘：《中国历代婚姻与家庭》，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刘新平：《婚姻中国》，中国工人出版社，2002年版

3．葛浩文：《萧红传》，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4．雷家琼：《民国时期婚姻自主权怎样发生变迁——以代际冲突为焦点的考察》，《民国研究》，2016年第1期

5．熊培云：《民国“另类笔战”:要不要废除婚姻和家庭？》，《政府法制》，2010年第27期

6．马芳：《民国时期婚姻自由原则》，《商品与质量》，2011年第S2期

7．《纽约时报》报道：《结婚率下降正在改变中国经济和家庭》，《对外传播》，2017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