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方东美 著 中华书局 2012年6月第一版 读书笔记（详细•提纲式）

第二章 原始儒家思想——《尚书》部分

一、前言

1、大儒、雅儒、俗儒：儒家之名称,在中国思想上相当复杂。孔子曾劝众弟子“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可见儒家有好有坏。而荀子虽为儒家,但在《非十二子篇》中批评儒家甚为严历,分为大儒、雅儒、俗儒,可见儒家未必皆为赞美之词。

〈1〉俗儒：虽然真正的儒应该是“通天地人,曰儒”,但有许多儒者无法通天地人,他的精神只贯注于此世,成了俗儒,如汉儒之类;

〈2〉雅儒：又有许多雅儒,如《庄子・天下》篇所称之“邹鲁之士”、“搢绅先生”,他讲礼乐以及文化传统。

〈3〉大儒：然而真正的儒是大儒。何谓大儒?像《乾・文言》所云“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也就是孔子、孟子以及某方面的荀子。

2、先谈儒家之原因：

儒家是一复杂名词。所以《韩非子・显学》篇中说:秦之前,儒家事实上只能称为显学,因此不能以儒家代表中国思想的一切。又说“孔墨之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儒家之所以复杂,是由于他的思想来源也很复杂。在这种情形下,讲中国哲学,就孔老而言,一般常以为先谈道家,我则先谈儒家,因为儒家最注重历史变迁的发展与历史的统一性、历史的承续性。

3、儒家思想及其发展：

儒家有两套思想,一套是自己的创作,另一套是承受以前的传统,所以儒家一方面注重传统,一方面又注重创造。在《尚书》之外,儒家思想的来源之一是《周易》,而《周易》注重时间生灭变化中创造的过程,所以儒家精神来自远古,由远古流变经过几千年贯串到现在,他的精神可Ancient and modern,Dy-namic and static,ー方面守旧,二方面创新,系统颇为复杂。所以我们此时谈儒家在中国思想中的变迁发展,先不说先秦的八派,先看先秦后的两派。这两派一派在时间上注重永恒、注重历史传统,或称为复古的一派,他们的思想来源在《尚书》,尤其是第十二卷之《洪范》篇。第二派在思想上是创造的而不是复古的,因为他们根据《周易》(依司马迁及其后历史家的记载),《彖》、《象》、《文言》、《说卦》、《系辞》等“十翼”乃孔子及其门弟子的贡献,旨在说明时间以及创造过程,可称为儒家开创的一面。到了汉代,由伏生根据《尚书》形成《尚书大传》,导引出的思想被刘向、刘歆父子接受形成董仲舒一派,这是堕落的一派,外表是儒家,其实是阴阳家、杂家。以后第四段的发展是北宋五子到宋明所说的理学、心学。

二、中国哲学应自儒家说起

1、中国哲学思想的起源——以比较的眼光看

〈1〉印度、希腊：

中国哲学思想的起源,从比较的眼光看,与其它地区的思想不同。像西方的希腊、东方的印度,都可以由本源一步步讲到发展的高潮,所以哲学思想的起源,在希腊和印度都不成问题;但是回到中国文化来看中国哲学的源起,却是非常困难的,其困难的原因,一言以蔽之就是“文献不足”。希腊有一套完整的神话系统保留了,印度也有一套神话系统保留了。在希腊有荷马与赫西奥的诗篇,由之可以找出哲学起源,印度也可以由《四吠陀》以及一百多种《奥义书》等古典中理出一套神话系统,再看它如何演变成以理性为主的哲学思想。但是在中国却没有这些资料。

〈2〉中国：

中国的神话,如《山海经》、《楚辞》都是战国后才形成的,而战国时代中国的哲学思想已有长足的进步和发展了,决不能倒过来以后出的材料说明更古的思想,这在逻辑上不合理。其实中国也有一套完整的神话系统,如宋代的罗璧把战国后的神话整理成系统,但这是到宋代才完成的。如此看来,希腊、印度谈哲学的本源,都有资料和文献,而中国哲学思想的起源却成了大问题。

2、间接证据：事实上,如果没有直接证据,那也只好由间接证据,由旁证来讲。

〈1〉再释先谈儒家之原因：

我们由两部书可以得到暗示,第一是《尚书・洪范》篇，第二是《周易》。所以我谈中国哲学思想的起源与一般人不同，一般人以春秋时代孔、老相比,认为老子年长一二十岁,就认为道家先于儒家形成完整系统。我却认为:孔子自谓“信而好古”，所以传承古代中国文化的并非周室守藏史的老子,而是由民间崛起的孔子一一《尚书》这部中国最古的历史乃是他删定的,而《诗经》也是他收集的,他除了传《诗》、《尚书》,再把各国历史折衷之成为《春秋》,至于三《礼》,也是儒家整理后才传下的。可见孔子真正“信而好古”,古代历史、文学、礼仪的传统,都是儒家删定后传递下来的。谈中国哲学思想,至少由这些典籍可以得到旁证,所以我现在提前讨论儒家,就《尚书・洪范》篇说明古代中国思想上的转变,这一段的标题是“由神秘宗教到理性哲学”,从这一方面说明中国思想的起源。

但是如此谈中国哲学思想的起源,并不足以表示中国古代的哲学以儒家为独尊,我不持这种态度,这种态度在政治上看来是汉武帝所持的,在学术上看来是董仲舒的,我一向很反对这种看法。因为儒家在中国传统上成为独尊的局势,在春秋战国时并非如此,而是到两汉才形成的。在两汉之前,借用韩非子的话,儒家只能称为“显学”,如道家、墨家、阴阳家及春秋后的法家都是显学。所以不能以汉后的看法推到战国以前,而以为一向如此。这是历史事实。

〈2〉再释大儒、雅儒、俗儒：

1）、俗儒：

现在就“儒”一字看来,在战国以前与汉后不同,并非全是好意。孔子曾对门弟子说“汝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可见儒一方面是“君子儒”,是好意,另一方面“小人儒”则是坏意。另外荀子也曾指着当时的儒家破口大骂,在他看来,儒有大儒、雅儒、俗儒,“俗儒”即指孔子所说的小人儒之类一一以浅薄的思想、杂附别派的思想,在社会上当作晋身的借口。

2）、雅儒：

真正有大学问的是“雅儒”,如孟子或孔门中品格高尚、思想气魄伟大而又学问渊博的人。

3）、大儒：

至于“大儒”则是能够传经,又能知其微言大义,真正了解其思想中的创造精神者,再就扬雄《法言》的解释“通天地人,是为儒”,由此可见,大儒之“大”,在其思想上与其所形成的精神人格上,可以涵括、镇压,甚至主宰整个宇宙的局面,如此才能在思想上产生一贯的系统,可以贯穿上天下地与中间一切生命的首脑一一人类。所以我们谈中国哲学思想的起源时,千万不要只有汉儒见解,把中国各方面的思想发展定于一尊,而至无法欣赏别派的思想。现在就历史上的方便,我先由儒家学派说起。

〈3〉、再释儒家思想传统：儒家思想传统有二:一、《尚书・洪范》篇;二、《周易》。

1）、《尚书》：

从这两个传统看来,表面上似乎矛盾:一方面它衔接古代思想,为守旧、复古的,《尚书》的思想体系着重在古代中国文化中,暗示永恒的一面,由永恒的观念走上复古,守旧乃是很自然的。

2）、《周易》：

但是第二方面是创造、新奇的一面,正如我在通论中把儒家比喻成时际人(Time-man),把整个宇宙秘密,人生过程展开在时间的变化、发展、创造、兴起中。如此,儒家不仅信而好古,他之信而好古,只是在文化的凭藉上找一据点,把握住此据点,就将其思想展开在时间之流中,向前创造、创新。所以儒家思想的第二面是极进步、极富创造精神的,而其来源则在《周易》。

3）、合而观之：

两方面合而观之,正可证明所谓儒家为“时际人”的说法,他的思想不但要从源溯流,也要从流溯源。所以对于历史的一切演变,须向未来展望,而未来又不可知,于是在展望之同时又须回顾过去,凭过去丰富的阅历、经验、文化成就,当作出发点,透过现在,创造未来的局面。

〈4〉中西方对儒家的误解和困惑：

西方学者论中国儒家之观点,大半是误解。他们以为汉武帝、董仲舒把儒家定于一尊的局面,在战国时,甚至唐虞三代时亦复如此,于是一提儒家,就是复古、守旧的思想。外国人如此尚情有可原,因为他们对中国文化的源流不了解,加上文字困难,无法看许多书,所以为了方便,只由汉代起说明中国哲学,这是因为受了限制,无法达观中国民族文化的过去现在未来。然而现代的中国青年却往往陷于困惑,对于自己民族中源远流长的文字,由于形音义有了剧烈的变化而无法了解古代文字,无法参阅重要典籍,变成精神上的空袋子,于是饥不择食地把外国人的错误见解也接受了,造成有些青年满脑子外国人误解中国的思想，这是很可怕的事情。

三、《尚书•洪范》篇辨证

1、为《尚书》正名：

提到《尚书・洪范》篇,是很复杂的;平常不叫它哲学,而叫经学,一谈到经学就更困难了。像王国维所说:要了解中国经书,谈何容易,了解十之三四已经了不起,若到十之七八则是大学问家,但纵是大学问家也有不明了之处,因为有些典章制度不清楚,需要的旁证不充分。王先生承认对许多重要经典只能了解十之三四,十之七八,那么有些人不但不了解甚至误解,那就更可怕了。像胡适所说,他讲中国哲学,从来不敢利用此书。为什么缘故呢?因为他看的书实在太少,有许多书他不敢看、不能看,他没有看的能力,结果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产生误解。他对《尚书》尚未了解,即认为它代表神话,不是历史,这可说是十九世纪以来西洋浅薄的历史潮,以为讲历史是一种科学,而科学应以正确的证据为主,若证据不充分则不可称为科学。所以当时总把各种历史斩头去尾,缩短历史的时间。但是二十世纪的整个历史学趋势却全然不同。以前只知道有 Attic Greek,追溯到纪元前七、八世纪就是神话时代了,不真实了;但是近代自德国西利曼( Schliemann)、英国伊文斯( Evans),以及考古学者在希腊本土克里特岛上的新发现以来,可以将希腊历史推前到五万年之久,以同样态度亦可证明埃及学( Egyptology)上的新旧王朝可以推到纪元前两三万年。新的证据不断出现,只有把历史加长,而不是缩短。在中国历史上,甲骨文出土以前,殷代历史可以说是神话,但是甲骨文出土后,至少殷人的生活、政治制度、文字显然不是神话而是证据确凿的事实。加上黄河流域上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发掘,北京人的发现,都足以证明他们早已生活几十万年了。从历史上看,唐虞三代加上新石器时代算在一起,只能表现“历史的近代”。而在此却把一部重要的中国历史的书当作神话记录,那真是极浅薄的看法,丝毫不知目前世界史的潮流。我骂胡适之不看书,因为他只是道听涂说。

2、《尚书》今古文之争：

〈1〉伏生、孔安国：

《尚书》自汉代以来,即有今古文之争,战国时中国的文字大多为小篆、蝌蚪文、籀文、大篆,大篆以前,可以连上甲骨文,可以看出形音义之大转变。战国末年之暴秦,为了政治上的统一,将古代文字列为古文,大都烧毁,而以隶书记载者为今文。古代并无印刷术,大都是口说的传统,《尚书》被烧之后,无人能传,到西汉末年剩一九十多岁的老儒伏生,请他出来凭记忆口传下来,老年人的记忆差,再由他女儿的记忆来补足。如此口传者以秦隶、汉隶记下的称为今文。《尚书》据说原有百篇。伏生传下的只有四十八篇,其余都散失了。又有一传说,孔安国于山东曲阜孔家壁中找到了古文尚书,在山西又有新的发现,如《周书》之类。

〈2〉阎若璩：

但是疑古派的人认为有人造假,于是引起了真伪的争论,自汉、魏、晋、隋、唐皆如此,到了清代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一出,于是许多不肯看书的人吓倒了,虽然阎氏考证,如《舜典》等是后人新加的题目,但是除掉《舜典》之外,从《尧书》到《虞夏书》的各篇,我们把两个不同的今古文《尚书》版本对照一看,就可以看出许多明明是真实的材料。那些不看书的人只见了阎氏有伪古文《尚书》之论,便以为整部《尚书》都是假的,这只有像胡适之之类的浅薄学者可以如此武断,如此大胆的假设而不知小心求证。如此可见在学问上要害人,方法很多,一方面自己浅薄,二方面有书不看而瞎说。

3、从经学到哲学

〈1〉不懂经书,无法谈哲学。透过经学后才能利用资料回到哲学：

1）、现在我们谈《尚书》,却不会发生这个今古文之争的问题,何以故呢?因为如果今古文双方面都有的材料,如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有的,伏生传的今文《尚书》也有,那么便是真实的材料,不成问题。谈中国哲学的困难,在于中国的哲学家不像希腊或印度的哲学家可以就其本分来著书立说;在中国的所谓研究哲学的人,战国以前并无独立的哲学,而是兼通经书中的微言大义,所以不懂经书,无法谈哲学。

2）、由此看来,《尚书》从伏生传下之后,经汉、魏、晋、隋、唐,于是有所谓汉学经学。就今古文双方面看,如《皇清经解》这部大丛书有许多关于汉儒经学的,而隋唐后的宋学都与汉儒的考证不ー。清初一位满族诗人纳兰容若曾把他老师所珍藏的宋代典籍刻出来,如《通志堂经解》就是宋学讲经的重要典籍。我特别提出,如林之奇《尚书全解》、南宋王柏《书疑》、宋代朱子学生蔡沈的《书集传》等,到元朝胡一中再把宋人有关《书经》之《洪范》部分收集起来成《定正洪范》,明代再收入《永乐大典》,但是一千多本的《永乐大典》在全世界只剩八册,幸好在未散失时,有乾隆时期的钱氏把古书拆散分类再收集成《永乐大典》的旧观,如此我们今天オ保有了宋代黄伦的《尚书今义》,赵善湘的《洪范统一》,陈经的《尚书详解》这些重要典籍。所以若要谈经学,须先将其哲学存而不论,然后根据经学家,由其文字训诂、典章制度中看其如何了解《尚书・洪范》?其中有不少不仅是哲学问题,更是有关典章制度考证之科学问题,如天文学之考证。现在我们要透过经学来了解《尚书·洪范》篇,透过经学后才能利用资料回到哲学。讲中国哲学,不论任何问题皆透过经学、史学、子书、文学,才能认清哲学问题。如果不顾原始证据,便会把哲学讲成牛头马面,失其真貌。讲学问最主要是守本分,知道他能把握些什么问题?有那些可靠资料?对这些资料又如何检查?

〈2〉《尚书・洪范》篇之经传分法

1）、以《易经》举例：

就《易经》而言,卦词是一回事,对卦取名,加一断语,所谓彖词又是一回事；卦中有六爻,每一交又有爻词;而卦、卦象、彖词、爻词,汉儒皆谓之经;但是“十翼”并非经文本身,而是孔子及其弟子商瞿子木加以整理了解之贡献。所以经传各不相同。南宋王柏也指出《尚书・洪范》篇也应该划分经传。

2）、就历史事实来看：

殷代原为黄河流域的统一大国,周朝只是个地方政权;殷至纣王暴虐为政,引起其下之封建诸侯不满,西伯便起而革命,终于克殷;而殷之圣贤如微子、箕子在亡国后成为遗老,周武王虽然胜利了,但也知道“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于是访求殷之遗老,此时微子已死,只剩箕子;箕子便须不亢不卑,言有分寸,把殷代流行之主要思想提纲挈领告诉武王,其中必有许多地方不清楚,武王也必定努力详询。

箕子与董仲舒截然不同,汉武帝时,汉代已遭吕后之乱,武帝亦知自己立即得天下却不能立即治天下,乃访求学者,提出许多大问题,但是他遇到董仲舒这个俗儒,无法回答许多问题,只知迎合御旨,把先秦留下的许多显学,以政治力量的压迫,使之定于一尊。由此可知董仲舒为儒家之罪人。箕子却不然,他把古代自夏禹以来流传之重要学说列为主文,其精确意义则有待解说,如此一方面是古代遗文,一方面是解说。所以南宋王柏说《尚书・洪范》篇应有经的正文及传的发挥。直到元代胡一中将《洪范》篇编成为定本,分清何为正文何为解说,为今日之研究实为一大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