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的正反面》，徐海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23年1月

作者徐海先生长年供职于出版机构，深谙出版的方方面面，他的这部著作分为宏观思考、作为组织的出版社、经营的细节及出版的陷阱四个部分，每一部分又分为若干章节。作为当代出版人，他系统地思考了现今出版存在的各方面问题，认为当今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而出版业正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了论证这个观点，他以极其凝练之笔，用两千字讲述了世界出版极简史，在谈到雕版印刷的形成机制时，他以印章代替签字来作对比，认为雕版印刷的发明产生了复本概念，这才是真正的出版的开始。他还讲到了雕版印刷形成的版片堆积如山，由此催生了现代印刷技术，尤其是激光照排，引领了印刷业的革命。他由此论述到了当今的短视频促使火车上、地铁里捧书阅读的人越来越少，人们的注意力从文字又转为了视觉，作者将此视为返祖现象：“发达的网络将所有人连在一起，等于回到了原始社会。”其结果是回到了不需要文字，也不需要出版的时代。

接下来作者话锋一转：“如果孔子时代有视频，就不再会有记录他语言的文字”。这种局面尽管难免让出版人灰心丧气，但作者认为，这种变化是长期性的。他注意到在漫长的历史中，凡是来得快的去得也快，报纸、电视的诞生远迟于图书，它们受冲击的程度远烈于图书。“需要传达的信息越快，媒介消失得越无踪”。昨天的报纸就是今天的废品，上月的新闻本月就成了旧闻，但图书不是片刻可以读完，也不是一天可以生产出来的，其韵味通过反复咀嚼得以提升。

从经济学角度来看，产品的稀缺性决定其价格，所以作者认为，图书作者的创造力没办法实现弯道超车，越是经过时间打磨的作品，越能彰显其价格。这些理性思考不单纯是站在出版人角度憧憬未来，同时也是一位实操者以其经验来洞察未来，书中谈到的大量观点对相应从业者有着很强的借鉴作用。

《读书与藏书：27位文化名家的私人阅读史》，绿茶著绘，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3年4月

绿茶先生尚在求学时期，就到北大附近的著名书店风入松作兼职，他的选书才能很快受到店长重视，由此崭露头角。此后他供职于业界极具名气的《新京报·书评周刊》，曾任《东方历史评论》执行主编、《文史参考》主编、中信出版社副总编等职。近年来适应新形势，他在网上开直播，通过巧妙的形式来推介新出版物，每年还参加各种图书评审会，从选书的眼光来看，绿茶先生绝属一流。

这些年来，他出版了一系列与书有关的作品。除本书外，另有《在书中小站片刻》《如果没有书店》《所幸藏书房》等等，所有作品都围绕一个“书”字。他的这部新著在撰写方式上与其以往有所不同：他不再是站在上帝视角来评价每一本书、每一位书人，而是坐下来与书房主人对谈，并对每间书房客观描述，本书的内容正如书名——他写到了27位书房主人。

周作人说，“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但人是奇怪的动物，越被限制的东西越有吸引力，就像古人觉得雪夜闭门读禁书，是人生一大快事。当今是快节奏的时代，即使有幸认识书房主人，也很难有时间到其书房中肆意观览，绿茶的这部书满足了不少读者偷窥他人书房之癖。

《海上古籍风云录》，柳向春著，中华书局2023年5月

中国古籍公藏机构除了图书馆外，还有另外一些机构，比如博物馆，想要阅读这些公藏机构的古籍，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其中难度系数最高的应该就是博物馆所藏了。好在柳向春先生供职于上海博物馆，本身又是文献学出身，对典籍有着炽爱，这样的天赋加上近水楼台，使得他在工作之余为馆藏典籍撰写相关文章，而这些文章让无法一亲书泽的爱书人过屠门而大嚼。

当然，柳向春的视野不会局限于上博所藏，他会谈到与古籍有关的各类问题。本书则是专门收录他撰写的与上海有关的典籍故事。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形成了南北两大古籍市场，北方以北京琉璃厂为龙头，南方的龙头原本是苏州府，上海开埠后迅速取代了苏州地位，形成了南方最大的古籍流通市场，与之相关的书籍故事也多如牛毛。如何能从这些历史事件中选择出有意思的人和事，这需要独特的眼光与高超的把握力。

比如本书谈到的南宋龙舒郡刻的公文纸印本《王文公文集》，该书乃是宋代王安石的文集，其传世文集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宋高宗绍兴二十一年（1151）王安石曾孙王珏担任两淮西路转运司时所刻，此版通称为杭州本，二为龙舒郡本。杭州本内有王珏跋文，其称“比年龙舒版行，尚循旧本”，说明龙舒本之刻要早于杭州本，故龙舒郡本为现存《王安石文集》最早之本。熟悉文献学的人均能了解：中国典籍出版的时间越早，其错讹也越少。由于汉字的表意性，致使错讹越多，离作者的思想越远，这也就是校勘学存在的意义，当然特殊情况例外。从总体来说，这就是龙舒郡本受重视的原因所在。

作者系统梳理了现存龙舒郡本《王文公文集》的递传过程，穿插了相关的收藏故事，还提到了近两年出现在市场上的散本。或许是出于避讳的原因，作者没有提到散失出来的该书被拆成散页，转而卖背面的宋人书法。通过柳先生的梳理，《王文公文集》的版本递传呈现出清晰脉络，同时也会留下话题，给读者以想象空间。这种撰写方式颇受文献爱好者所喜。同时，他所写到的典籍也并非都属高古珍罕，比如他会谈到近些年的市场热点之一红印本，如果按照现行的国家古籍定级标准，这些书都属于最末一等的四级文物，但是这些书有着极强的故事性，再加视觉上的赏心悦目，因此也会吸引许多读者对其产生深厚兴趣。

《一个人的书籍设计史》，宁成春著，三联书店2023年6月

书籍封面最能反映时代风貌，同时也能表达每个特定时代人们的审美情趣。从近几十年的变化来看，早期出版物不甚留意装帧设计者，近二十年来人们再回首总结出版历程时，方留意到那些重要出版物的装帧设计大多出自名家之手，每位设计师的观念和技法也能从书装设计上体现出来。

随着人们越来越强调个性化，一些出版社渐渐形成了独特韵味的装帧设计风格，三联书店出版社尤为明显。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该社有过多位主政者，也出现过多位有名的装帧设计师，相对而言，其中有两人对业界影响最大，一是该社前总经理范用先生，二是该社装帧设计师宁成春先生，如果探讨其中之缘由，其实这两位出版名家有一脉相承的联系。宁成春在一篇文章中明确地说：“范用是对我影响最大的一位长者。我的书装设计的基本风格和理念都是在他的指导下形成的。”尽管这种说法是宁先生的自谦，然从客观角度来说，宁先生表达的也是真实感受。

1938年，范用进入读书生活出版社，在此学会了书装设计。汪家明认为，范用的设计风格承自鲁迅时代：简洁朴素、雅致大方、书卷气浓。宁成春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69年进入人民出版社，在范用的指导下做书籍设计工作，所以在一些观念上受范用影响。上世纪80年代，宁先生两次到日本进修，通过杉浦康平，宁先生悟出了中国古代书籍设计之奥妙。三联书店恢复建制后，他任美编室主任，此后创作了一大批具有独特风格的书籍。

在设计理念方面，宁先生认为设计的关键是心态，因为任何艺术都要考虑为什么这么做，这部书给谁看。所以他认为，做书不是张扬个性的平台，不是表现自己，而是要关心读者。基于这样的理念，他设计出大量作品，而本书乃是他五十多年从业生涯设计装帧之总结。翻阅这部书，不仅仅是展示宁先生的设计历程，更多的是可以回顾历史。

《苏州刻书史》，陈正宏主编，凤凰出版社2023年7月

近年苏州市政府十分重视传统文化的发掘，准备用二十年时间编纂《苏州全书》，我几次参会，均能感受到当地相关部门统筹安排，通力合作。《苏州刻书史》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汇聚多位业界名家共同完成的一部具有地域性的专史。

近千年来，江南地区逐渐成为中国文化中心，而苏州是江南地区的一颗明珠，在中国文化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本书则专门讲述苏州的刻书史，其叙述范围上至五代，下迄民国，涵盖大致一千年的雕版印刷史。该书并不是简单地按时代来划分章节，而是将苏州刻书史分为八个时段，除宋、元两朝各占一段外，其主要篇幅是讲述明、清两代的刻书史，在这两代中，也没有按照通史的体例来划分，而是依照苏州刻书史本身的发展规律，将其分为明代前期、明代中叶、晚明、明末清初、清代乾嘉道时代和晚清民国六段。

本书还会以案例方式来讲述有代表性的刻书作品。通过梳理史料，该书指出唐代的诗仙、诗圣，其诗集最早都是刊刻于苏州，可见苏州在唐代时就已然成为了重要的刻书地。本书在梳理史料的同时，也会更正前人之失，比如王国维认为宋王珏所刻《临川先生集》地点在杭州，本书则指出，其实际刊刻地为苏州。该书还从刻书字体的演变梳理出吴门刻书风气对“软体字”的影响，且以图片对比来显现出原刻本与翻刻本之间的细微差别，使得这部书既是一部学术专史，同时也成为一部版本学的教科书。

《黄绍箕年谱》，谢作拳编著，黄山书社2023年7月

近代温州在中国学术史上有过重大影响，尤其以孙衣言、孙诒让、黄体芳、黄绍箕为代表的“三黄五孙”，以及以陈虬为代表的“东瓯三先生”等为最，他们对温州的社会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

黄绍箕是著名的教育家，曾任京师大学堂总办、两湖书院监督、编书局监督、译学馆监督、湖北提学史等职，著有《中国教育史》。关于他的年谱以往出版过几部，谢作拳先生在这些旧谱的基础上作了系统整理和补充，最终完成了这部新谱。新谱的特点之一，乃是从历史名人李慈铭、郑孝胥等的日记中摘录出与黄绍箕有关的信息，同时还从清末的一些报纸，比如《申报》《顺天时报》《四川官报》等报刊上发掘相关史料，经谢先生严格考证，细致梳理，之后按年、月编排，为读者展现出黄绍箕五十多年的人生经历。通过这部年谱，读者可以了解到与谱主同时代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这部年谱也定然成为撰写相关史料的重要参考书。

《针藏：金漆针箍子》，刘桂芳，三晋出版社2023年8月

近些年来，国家对文化遗产十分重视，致使各类民俗类物品都有人做系统梳理与研究，然而一些特殊地域的小门类物品，仍然少有人着眼，本书的出版则填补了这方面的缺憾。

所谓的针箍子，其实就是俗称的针线包，也就是针的固定物。一般的针线包只是将针装入其中，或者随手插地那里，但是山西忻州一带却别出心裁地将针箍子做成了工艺品。按照本书中的叙述，做针箍子有独特的技术技巧，比如先要用纸、布、木头、皮等来做胎，然后在胎上画图案，之后再上漆。所谓的漆，指的是熟桐油。在外观上，这些针箍子又有不同的呈现方式。

本书作者用了二十年时间到西北地区很多的古玩市场去收购此物，从中挑选出有独特设计风格的针箍子，对每一件所得她都写出相应文字，其中包括了她对造型的欣赏、物品的绘制风格和购得此物的经过，由此构成一部独特门类的收藏史实录。此后她选出二百多件有代表性的藏品，变成了这部书，起名《针藏》，书名有着双关寓意。

在设计方面，本书也下了不小的功夫。作者为每一个针箍子绘制了线描图，此图印在半透明纸上，配在每一个实物图前面。根据出版说明可知，本书所呈现的针箍子绝大多数是藏品原大，仅有极个别图片因排印需求做了一定程度的缩小，因此该书可谓是搜集相应品种的对照粉本。

《可居室藏汪宗衍致王贵忱函》，王大文、王大武、王浩之编，广东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

本书收录的是汪宗衍致王贵忱的手札，每通手札以原大彩印，旁边配有全函释文。近些年来出版了不少类似书籍，因为手札的私密性，这些手札的正式出版，使得相关学者有了全新的参考资料，因而此类书广受学界欢迎。

本书收录的这些手札又有哪些新材料呢？著名学者许礼平为本书撰写的长序作了系统剖析。许先生的序言分为十节，每节有单独的题目，可见他对这些手札研究之深。从序中可知，许礼平先生与汪宗衍相识多年，这正是本书编者请他写序的原因所在。许先生称汪宗衍为汪兆镛的少子，幼承庭训，在金石上有深厚根柢，他认为汪宗衍的文章与流行的“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有所径庭。汪宗衍出版过多部有影响力的著作，比如《清史稿考异》《疑年偶录》《天然和尚年谱》《屈翁山先生年谱》和《张穆年谱》等，由此可见其治学视野。

王贵忱先生则是有名的版本学家、古钱币学家和书法家。汪宗衍在给王贵忱的信函中谈到了许多有价值的学术问题，这正是许礼平看重这批手札的原因。许先生在序中谈及汪宗衍幼年体弱，算命先生说他活不过三十岁，结果却得享高寿，“此皆平日小心谨慎、作息有规律所致”。因为其父汪兆镛乃是汪兆铭的大哥，致使汪宗衍在很多方面小心谨慎，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使得他不愿意到处走动，致力于研究学术，才有那么多的学术成果。

本批手札涉及的内容方方面面，最重要的是还有一部分谈到了广州旧书店修书的状况。汪宗衍曾开过旧书店，1959年后放弃书业改为写作，为《大公报》供稿。开书店的经历对汪来说很重要，他在给王贵忱的信中谈到萃经堂主人卢达文是修补古书的能手，会做金镶玉。在传统观念中，“金镶玉”乃是北方，尤其是北京地区对这种修补古书方式的一种称呼，南方大多称其为“雪裤装”，因为其修补方式乃是在原书基础之上，于天头地脚加出白色纸边。通过汪宗衍的这封信，使人得知当年的岭南也有“金镶玉”这种称呼。汪老在信中还提到广州书业的从业者大多是三水人，并且多为卢姓。这有如北京琉璃厂的古旧书从业者大多为衡水帮，这是古旧书业的一种特殊现象。他的这封手札为研究岭南修书史提供了鲜活史料。

不仅如此，汪宗衍在信中还提到他家保姆也懂修书。以往听到过的相关趣闻，乃是某名家为了显现其书法造诣，向朋友展示家中佣人的书法成就，可谓烘云托月法。汪宗衍的这通手札为中国修书业人员的身份增了一个品种。

（作者为藏书家）

韦力

责编 刘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