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汉中晚期及以后的命名习惯

有学者统计之后的结论认为，汉代人喜爱用三种类型的价值标准命名。第一种喜用“延年”、“延寿”、“千秋”、“彭祖”等词汇，第二种喜用“安国”、“广汉”、“安世”等词汇，第三种喜用“福”、“禄”、“昌”、“公”、“候”等词 。这三种类型可以被视为长寿求仙类，家国安定类和个体富贵类。这反映了特别是武帝以及其后在命名中所体现的价值风尚，从材料上讲，运用的则主要为社会上层的贵族、精英和知识分子之名。那么，西汉中期以来普通民众的命名是否符合这一标准呢？这可以从考古材料中寻求证据。

首先，从公元前102年到公元31年的居延汉简是相当重要的材料。因为它在时间跨度上与这一时段密切相契。而且居延地区的兵源来自帝国的各个郡，能很好地反映整个时代的一般状况。现列举材料如下 ：

长寿（28.21B）、延寿（32.17）、李延寿（104.19，148.3）、延年（68.62）、万年（33.18）、周万年（104.40）、解万年（258.7）、史福年（77.49）、徐殷年（35.16）、丁延年（521.20）、田延年（116.6）、张延年（280.7）、赵延年（112.23）、长生（509.11B，513.1B）、储寿（560.27）、李寿（甲附6）、张彭祖（29.2）、薛去疾（283.37）、周千秋（562.7）、訾千秋（40.27）。

这是第一个大类。《汉书》中著名的李延年、严延年、韩延寿、霍去病显然与之属于同一类型，洛阳出土的昭宣时期“卜千秋墓”的墓主之名显然也归属此类 。表明延长生命，祛除疾病，长寿直至不死为仙的理想，深刻地贯彻在精英与底层民众的整个社会观念背景之中。这一背景正好与笃信神仙之术的武帝形成对应。

又有：□安国(126.19）、王安世（120.55）、定国（401.1）、陈安国（143.28）、孙安世（145.33）、孙安国（539.3）、陈定国（517.13）、田安世（184.2）

显然，这是第二种类型。出现“安国”、“安世”一类名字的较高频率反映了西汉中期后集中地将国家稳定、安全与国家认同这一重要价值想象投射到命名之中，寄托理想与期待值。

又如：董得禄（46.19）、韩勋（220.8）福（192.16）、贵（214.113），淳于福（214.49）。

这是属于第三种类型，体现的价值观“福禄”、“富贵”在汉代相当流行，具有深厚的民间心理基础。

显然，以上这三种集中的汉代名字类型所包含的社会集体观

念所代表的价值是武帝以来相当流行的意义取向。与这个时代的铜镜铭文相对应，突显着当时流行的观念：

“尚方作镜四方有，仓（苍）龙在左，白虎居右，为吏高升贾万倍。胡虏殄灭云万里，辟去不祥利孙子，长保二亲乐无己。”

“青盖作竞（镜）四夷服，多贺国家人民息。胡虏殃灭天下复，风雨时节五谷熟，长保二亲得天力。”

“作佳镜哉子孙息，凤凰翼翼在坐则（侧）。官位尊 （显）蒙禄食，幸缝时年获嘉德。多贺君家受大福，长保二亲得天力，传之后世乐无极。”

“尚方之竞（镜）大佳好，上有山（仙）人不知老。渴饮玉泉饥食枣，浮游天下敖（遨）四海。徘回（徊）大山采之（芝）草，寿如金石之天保” 。

西汉中期以来的镜铭主题基本上是以仙人、长保二亲、国家安定、受大福、富贵高升这几个价值基础为母题进行生产的。虽然镜铭内容有差异，但基本不脱离这一观念之外，与居延汉简中士兵及下级军吏的命名取向形成了高度一致的对应。

此外，大量的铜镜铭文中对“二亲”的祝愿及对国家的关心又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儒家的“孝”、“忠”观念的大众理解形式。这一类主题在居延汉简中占有最高频率，显然是前面所归纳三种类型中没有充分重视到的：

李忠（58.1）、刑忠（132.32B）、张忠（119.58）、马忠（257.2）、赵忠（258.7）、秦忠（262.30）、张忠臣（340.6）、韩忠（334.29）、陈忠（401.3）、王忠（511.36）、□长忠（513.46）、党佐忠（140.5B）、忠（127.29）。

张孝（55.25）、李孝□（《居延新简》，ESC.13）、周仕（157.10B）、贤（286.5）、魏圣（334.46）、李信（236.12）、信（128.1）、宋善（206.8）。

赵德（498.14A，B）、宋博德（120.38）、张德（139.2）、丁奉德（303.40）、王德成（508.3）、朱广德（514.24）、卜广德（514.211）、杨心德（512.11）、张奉世（173.23，173.10）范禹（276.8）、候禹（560.7）、杨禹（177.13）、王禹（62.55）。

王宗（116.8）、徐宗（135.10，317.7）、李广宗（198.21）。

在这一份名单中，儒学背景的价值观念显然是进行命名的意义出发点。“忠”这一名字是居延汉简中最常见的主题，只有“延年”、“长生”类的名字数量才能与之相比较。可以推知民间对武帝以来儒学官方价值体系的接受程度。此外，“孝”、“仁”、“贤”、“圣”、“信”、“德”也广泛地成为民间的命名资源。圣王“禹”也成为较流行的名字。成帝时期传《鲁论》与《齐论》的儒者“张禹”显然属于该类，以及《后汉书》中的“邓禹”等。

值得注意的是以“宗”、“广宗”为名的现象。陈絜先生说：“自西汉末期以来，我国的基层社会组织又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同姓聚居的平民宗族组织已陆续出现……自汉武帝以后，随着儒术独尊，儒家的伦理道德思想日益普及，尤其是汉人以孝治天下，无疑是为平民宗族的形成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 。西汉中后期以来，随着姓氏的普及，一般民众都拥有了姓。这正是平民宗族组织形成的先决条件之一。而儒学价值观念的下渗，则使“宗”和“广宗”的意识成为民间的普遍价值。此种现象显然是此前平民难以想象的。

这里再来看元始三年至四年（公元3－4年）广汉郡工官工人的名字 ：名为“忠”的有上工、造工、 工和掾，有名为“仁”者，有名为“宗”的休工和造工，还有名为“亲”的长。显然，这组材料透露出的信息是四川地区的工官工人之名也较充分体现了“忠”、“仁”、“宗”、“亲”的儒家观念。

1993年2月在江苏连云港东海县尹湾出土西汉末期大约永始四年（公元前13年）至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左右的汉代简牍，其中有下层政府吏员等人名：“郎延年”、“李忠”、“张未史”、“武彭祖”（3号牍正、反及4号牍）；“家圣”、“儿勋”、“李忠”、“营忠”（5号牍正）；“庄子孝”（7号牍正） 。可以看出，东海地区的汉代人名字中体现的观念与居延简、广汉郡完全一致：即包含了长寿不死、忠、寿仁德与建立功勋等主题。

从《汉书》中反映的情况来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昭帝和宣帝时期的三个兄弟。哥哥“广汉”后来成为宣帝的岳父，并因此封侯。他的两位弟弟也被赐予侯爵，他们的名字分别为“舜”和“延寿”（《汉书•外戚传》）。这三兄弟的名字正好对应着武帝以来的几种命名观念：广大汉朝、儒宗舜禹、长生延寿。这三位来自民间外戚的名字，可以为西汉中期以后的命名观念作出很好的注释。

二、西汉中期之前的命名习惯

区别于西汉中后期比较成熟的命名形式与丰富的社会观念，价值判断等资源，西汉中期之前的民众名字与之有较大区别。首先，当时一般民众拥有姓氏的还不多，仍与先秦时代一样只书“名”。

徐复观先生说：“汉代对先秦的最大特色，乃在继战国平民立姓之后，继续发展，完成了平民的姓氏，即是大体上到了西汉宣、元、成时代，天下比较安定，每人皆有其姓氏。”

根据文帝时期的三公九卿名字，共28人。其中无姓的有御史大夫“围”、卫尉“足”、奉常“根”、卫尉“免”、奉常“饶”、廷尉“贺”、中尉“福”、典客“靓”、廷尉“嘉”、廷尉“信”、“宜昌”共12人，占42.8%。并且较难从这些上层精英的名字中寻找到类似西汉后期的鲜明价值观念。

1973年湖北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出土，系文帝至景帝时期，其中有向墓主贷粮的农民名字记录 ：

（813）、击牛（814）、野（815）、圣（812）、厌冶（816）、立（818）、越人（819）、不章（820）、胜（821）、虏（822）、 （823）、小奴（824）、定□（826）、肩（827）、□奴（828）、□奴（829）、公士（831）、骈（832）、朱市人（833）、□奴（834）、公士市人（836）。

首先，这批作为家庭户主的农民是具有完全人身自由的民众。但是这些名字除一例“圣”外，其余皆不见与价值观念有何关系。并且有“虏”、“奴”、“小奴”这一类自贬的贱名称谓，占23.8%。在居延汉简中，名“小奴”者也有一例，“赵小奴”（简89.5）。但显然没有这里频率这样高，且不是命名的主流。长沙走马楼吴简中有名“李狗”者（简4846），显然亦属此类贱名，但同样不是主流。

贱名的传统来自先秦，例如，春秋时代晋惠公的一子一女就分别叫“圉”和“妾”，是“男为人臣，女为人妾”的意思（《左传•僖公十七年》）。

关于取贱名的风俗，与民间的原始思维有关。很多文化人类学材料显示，原始思维认为名字具有巫术力量的功效。而取恶名、贱名则能使名字拥有者摆脱鬼魅可能对他们的伤害。例如，在非洲的阿散蒂族地区：“这些地方的人最怕伤害新生儿的恶鬼，为此有些人就给孩子取一个难听的名字或者假名，这样敌人就会觉得不重要，不会加以注意 。”因此，西汉早期的民众命名习俗中，社会观念与伦理价值判断等内容并不多，而巫术性的观念则在其中占有着相当比例。反观居延简，则形成了一种对比。

再来看凤凰山9号和8号墓中奴婢的名字：

大婢思田（785），大婢女巳田（786）、大婢意田（（787）、大婢信田（788）、大婢戴田（789）、大奴贤（644）、小奴坚（645）、大奴甲（646）、大奴宜（648）、大奴息（650）、大奴美（651）、大奴蒲苏（652）、大奴不敬（653）、大奴禄从（654）、大奴獾从（655）、大婢绿（657）、大婢紫（658）、大婢缚（660）、大婢留人（661）、大婢壬（663）、大婢畜（664）、大婢庳（666）、大婢 （667）、大婢益（668）、大婢豹（669）、大婢幸（670）、大婢□青（671）、大婢益宦（672）、大婢醉（673）、大婢幸金（674）、大婢葸（675）、大奴师捋由（676）、大奴偃（677）、大奴郧中（678）、大奴众（680）、大奴熊（682）、大奴孝（684）、大奴虞人（685）、大奴服（686）、大奴舒（687）、大奴宦（688）、大奴兆（689）。

对奴婢的命名，是奴婢主的权利，因此反映的是奴婢主的观念。这一组奴婢名单中，起恶名、贱名的有“不敬”、“獾从”、“畜”、“豹”、“熊”、“醉”。也有的寄托了奴婢主自身的价值理念，“贤”、“禄从”、“幸金”、“孝”、“益宦”、“宦”以及一组围绕农耕“田”有关的名字。虽然如此，但显然墓主生活时期，长生求仙，万里封候儒学大兴这一系列武帝及以后主导整个社会主流的观念价值还没有兴盛起来。江陵凤凰山汉墓出土的铜镜没有一件有铭文，全部为素面三弦纽 。中期以后兴起的呈现于镜铭上的社会主流观念此时还并不明显。

张家山汉简《奏谳书》中保留秦至汉初的储案例同时也保存了这一时段普通民众的名字 。其中秦人名“ ”、“盖庐”、“挚田”、“瞗”、“朔”、“益”、“灶”、“媱”、“徒唯”、“魁”、“孔”、“女子婢”。其中的“女子婢”并非奴婢，而取恶名，显然与前面的“小奴”等名一样，是命名观念中的巫术思维。又有汉高祖6年至11年的案件人名：“毋忧”、“武”、“视”、“军”、“池”、“丙”、“赘”、“兴”、“义”、“石”、“恢”、“平”、“余”、“骜”，大奴“武”、“偃”、“苍”、“信”、“熹”、“阑”、好“南”、“虞”、婢“媚”、“点”、“祿”、“佐启”、“冰”、城且“环”、“山”。

汉初的名字习惯可以和秦代联系在一起来看。2002年出土的里耶秦简中的人名就有阳陵守丞“恬”、迁陵丞“欧”、迁陵守丞“敦狐”、司空“腾”、隶臣“尚”、隶妾“冉”、士伍“巫”、迁陵守丞“色”、隶妾“以”、邮人“匄”，及嘉、毂、欣、圂 。其中的“圂”当属贱名。“敦狐”之“敦”即“敲击”、“攻击”之意。《淮南子•兵略》：“敦六博，投高壶”，即“敲击”，《孙膑兵法•十阵》：“鼓噪敦兵” 。可见守丞的名字含义为攻击狐狸。凤凰山10号汉墓中有人名“击牛”（简814）。说明秦和汉初的人名也有以攻击动物为含义的类型。秦代也有动物名，例如，里耶秦简中有一名向官府借船者名叫“狼” 让我们联想到凤凰山汉墓中那些奴婢的动物名。而在秦简《日书》中，动物名很多，如“豚”、“马”、“貉”、“豺”等 ，相当具有这一时期的代表性。

1979年至1980年在秦陵发掘的秦刑徒墓瓦志则有：

“罗”、“遂”、“宿契”、“去疾”、“驿”、“得”、“所 ”、“姜”、“大教”、“庆忌”、“瞗”、“余”、“富”、“契必”公士“滕”、“牙”、“必”、不更“滕” 。

参考陶文则有：

“角”、“新”、“就”、“ ”、“荟”、“宦”、“驵”、“疆”、“奢”、“柳婴”、“柳昌”、“喜”、“申”“辰”、“亥”、“鬲”、“顷”、“贝”、“骄”、“原婴”、“竭”、“射”、“高”、“院”、“丹”、“夫”、“恒”、“卜”、“谷”、“壮”、“奇” 。

云梦秦简墓主名“喜”，其中《语书》的南郡守名“腾”。结合这几处材料可以发现，秦人之名多有“腾”或“滕”，且官吏、刑徒都用，其次是“喜”。又常用干支为名 ，如“申”、“辰”、“亥”、“丙”等，里耶秦简中有名“壬”的。以干支为名这一点与汉初同。湖北荆州高台18号墓木牍中“大奴”二人分别叫“甲”、“乙”。凤凰山汉墓中则有奴婢名“甲”、“壬”者。云梦秦简《日书》甲种《盗者》篇中，详细地记载着对应地支的小偷名字，有“午”、“未”、“申”、“酉”“亥”、“戌”“丑”、“寅”、“辰”等 ，代表了当时民众以干支为名的流行。从秦汉的《日书》中许多对生子日辰的繁细规定来看，这种以干支为名的习惯当与巫术思维有关。

综合以上西汉早期及秦代的命名材料，可以得出结论：这一时期的一般思想观念中，既没有长寿成仙的热切群体心理，也没有天下安平，忠孝仁德的热切社会价值投射。这一时期的命名观念带有较多随意性，没有十分明显的社会价值判断色彩。较有特点之处在于，巫术性禁忌色彩的名字在其中占有一定的比例，远高于西汉晚期的这一类型。

三、命名习惯变化背后的观念史变迁

以上对秦和汉初直到东汉早期的名字材料大多以男性为主。长沙走马楼竹简的出土则较集中地讨论东汉末期至三国时代的女性命名特征提供了可能。走马楼竹简中，名字最多的是”妾“和”婢“，共140例，占13.436%。其次是妇德的标志“贞”和“思”，共86例，占8.253%，“鼠”、“牛”、“熊”等动物名共8例 。

值得注意的是，经过了武帝及其以后民间社会中观念与价值发生较大变迁及其后东汉数百年儒学教化背景的这一过程，东汉末至三国这一时期的女性名字中所折射的观念与价值同男性有较多的差异。因为名“婢”名“妾”以及动物名无疑是一种贱称与恶名，秦代便有名“婢”的自由女性。这显然与汉初农民名“奴”和“小奴”等习俗一样，是一种具有巫术性色彩的命名方式。而以儒家教化的“妇德”标准为名的比例显然低于该项。说明作为非社会主体的古代女性命名中仍以秦和汉初的特征为主流，但同时社会主体——男权社会中的价值观念之“教化”也对其具有较大的影响，这一点与秦代、西汉初不同。

因此，命名习惯背后的观念史变迁之主体便是汉代的男性社会。一切价值观念的建构均是由男权主体的背景展开的。

首先，战国末和秦代出现的齐燕方士开始寻找“不死之药”（《史记•封禅书》），但这显然只是帝王的理想，与一般民众的观念相去较远。到武帝时，不但有李少君欲化丹砂为黄金以延长生，淮南王亦好“神仙黄白之事”（《汉书•淮南王安传》），“从西汉后期开始，上层流行的神仙思想广泛散发至民间，其信仰群体进一步扩大” ，求仙之风日益炽烈。从居延汉简的下级军吏与士卒之名来看，“这一事实表明普通人与皇帝同样渴望长寿或成仙，这是仙说渗透社会的标志。其次，如此命名的人来自帝国的各个郡，这进一步说明该观念已经传播得既广且快 。”

显然，这是一个上层的知识与相关价值迅速下渗并普及的过程。背后反映了汉代民众对知识具有相当吸收速度与潜力。当然，汉代国家最突出的知识-权力构建是著名的“独尊儒术”事件。这一过程的效果在西汉中后期的民众名字中有较明显的体现。“忠”、“孝”、“仁”、“德”、“广德”、“圣”、“宗”等名字的大量出现正是社会结构与观念价值变迁的民间证据。呈现的是民间主动对权力规训及其背后知识的接受，透露的是知识建构出的观念之自我规训。这些结果形成的观念同样也广泛体现于西汉中期及以后的铜镜铭文上。

M•福柯的论述：“相反，我们应该承认，权力制造知识（而且，不仅仅是因为知识为权力服务，权力才鼓励知识，也不仅仅是因为知识有用，权力才使用知识）；权力和知识是直接相互连带的；不相应地建构一种知识领域就不可能有权力关系，不同时预设和建构权力关系就不会有任何知识 ”。权力与知识是一种复杂的互动关系，汉代人名字的演变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了一个例证，说明权力对知识的构建，以及知识构建对权力实现的意义。

《汉书•贾山传》：“山东吏布诏令，民虽老赢癃疫，扶杖而往听之”。描述的是汉代社会中由国家构建的知识与意志很好地渗透到底层社会中。《论衡•别通》：“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从居延汉简的情况来看，国家教化的知识与权力同样很好地渗入到边疆的军队基层之中。例如，《汉书•文帝纪》中元年三月的养老诏书就在居延大量发现，有5.13，349.2，126.41，332.23，332.10AB；景帝后元二年诏书则有349.9，349.22，306.8；武帝朔元元年冬十一月“举廉举孝”、“绍休圣绪”、“祈进民心”的诏书有126.36，332.16。这些作为一般士兵日常学习的材料都表明，汉代国家的教化网络通过各种渠道将浓厚儒学色彩的知识渗透到一般观念之中。此外，敦煌悬泉这一处边塞小城堡中出土的汉简则包括了《论语•子张》篇的残文（简258）及其它儒书（简259、260）。从这类阅读材料中不难发现国家儒学观念与知识的下渗。《后汉书•杨雄传》中谈到“今大汉”的思想状况是：“家家自以为稷、契，人人自以为皋陶，戴縰垂缨而谈者，皆拟于阿衡，五尺童子，羞比晏婴与夷吾”。正是对这一社会思想背景的描述。

居延汉简中还反映父母亲属之丧皆可取宁回家料理，大量材料都反映了这一点 。体现了国家建构知识背景中对“孝”与“亲亲”价值的突显。而宗族及宗族观念也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延伸。大量“安国”、“安世”之名的存在则表现一般民众对汉代国家的认同及对国家主导价值观念的认同。这一点也正好应证了徐复观先生的观点：“汉代自文帝起，特别强调孝悌，有政治的意义，也有社会的意义……武帝时，祁候缯它与杨王孙书，称引《孝经》。是《孝经》在此时已渐通行于社会，为人所尊重，故得援引之以为说服他人之典据 。”

随着孝悌的观念在权力构建的作用下逐渐塑造着民众的观念，儒学的经典也随着这一过程在流传。这一过程大致由文帝时期至武帝末，直到昭宣之世。在这一过程中，不仅仅是“孝悌”的观念在深化，其它的儒学知识也以其普通的民间、粗浅的形式渗入到民间的观念之中，成为给个体命名的一种较重要的价值资源，与秦代和西汉早期的命名情况形成了较明显的对比。

四、东汉社会命名习惯的继续儒学化

在王莽时期，崇兴儒学之风已达到极致。王莽本人就是汉代儒学谶纬五行思想大盛的背景下“顺天应人”开创“革命”的。在此背景下，经今文学特别是《公羊》的“革命”义理因现实政治的需要而受到高度尊崇。而颠覆新莽政权的东汉帝国继续高扬经今文学的义理大旗 。在这一语境之下，命名习惯儒学化和符合《公羊》义理化的继续深入势不可免。

《汉书•王莽传》：“匈奴单于，顺制作，去二名”。在王莽时期，匈奴依顺朝廷，开始按朝廷的标准使用一字名。匈奴上书：“闻中国讥二名……慕从圣制”。证明王莽未称帝时已经开始延用《公羊》讥二名的“大义”，将命名限定在姓以外的另一个单字范围之内，并将单名制度称为“圣制”。其理论来自于《公羊传•定公六年》：“讥二名，二名非礼也”。

《汉书•王莽传》中有一个“讥二名”的例子：“宗本名会宗，以制作去二名，今复名宗会”。王莽单名“圣制”颁定前复名的“王会宗”，在王莽时已按“圣制”改名为“王宗”。但因为他犯法，又被恢复了以前的复名，以示处罚。王莽的《公羊》大义命名“圣制”深刻地影响了东汉至六朝的命名习惯。

陈寅恪先生指出：“东汉及六朝人依公羊春秋讥二名之义，习用单名” 已清晰阐明了东汉时代命名观念背后的儒学价值理念——《公羊》的“讥二名”大义。这就意味着，西汉武帝以来的那些有明确价值观念形态的命名习惯在东汉仍然继续传承，并发扬光大。普通民众中，宗教含义的名字明显少于西汉时代。这意味着，儒学精神正在向纵深发展。

从河南洛阳发掘出的东汉刑徒墓瓦志来看，这些帝国社会最底层民众的名字已全部是单名 。再结合《后汉书》中已极少见到复名的情况加以对照，可以得出结论：“讥二名”的命名观念已深入人心，从帝国精英到最底层民众，基本已全盘接受了这些理念。

当然，例外仍然存在。例如，来自社会底层的“刘盆子”就是复名，赤眉军的主刍牧牛“牛吏”刘侠卿也是复名。《后汉书》中的早死的广宗殇王名字为“刘万岁”。《后汉书•方术传》中一共有九位复名者，他们分别是：任文孙、任文公两位方士父子、方士官僚谢夷吾、隐逸方士樊士张、术士蓟子训、道士王和平、地仙计子勳、术士解奴辜、术士费长房。此外，《汉书•王莽传》中也有道士名叫“西门君惠”。由此可以推知，虽然王莽以来已有《公羊》讥二名的“圣制”，但道士与神仙术信仰者往往不受此限。再联系到《神仙传》、《列仙传》中诸如“张道陵”、“魏伯阳”之类的复名者，可以更好地印证东汉以来的单名与“二名”信仰情况。笔者怀疑，这些“二名”的神仙术信仰者使用二名违背礼教的情况，与魏晋时代信仰天师道道民父子名同用“之”字而违反礼教的情况相似。

综合而言，东汉时期，正常的帝国民众已几乎全部接受了今文经儒学的命名“圣制”。例外者只有极少数的底层民众、早死婴儿和方术信仰者这些边缘人群了。

结论

通过分析秦代和西汉初民众的命名习惯与西汉中后期命名的比较，可以发现在姓氏普及的同时，神仙、长寿、安国、忠孝、仁德等观念逐渐成为西汉中后期的主流价值与知识标准。而秦代和汉初的命名则没有如此鲜明的价值机制、伦理判断与观念色彩，且命名习惯中的巫术性思想占有一定的比例，远高于西汉中期以后的此种名字类型数量。到了东汉，儒家今文思想的“讥二名”原则已深入民间。反映了整个汉代的民众观念在国家教化下的深刻变化。

这一变迁的背后所呈现的观念史包含着汉代社会中神仙不死思想的广泛流传-它为东汉末期道教的产生和兴盛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心理基础及土壤，也体现了汉代国家知识-权力作用下的价值观念再建构。是古代中国儒学国家化以来对民众观念的最初影响与观念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