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民国5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方酣之际，由于欧洲战场的食品紧张，天津出口蛋粉价格每百斤竟涨至1000元左右。同时，山西上党地区，在城市每个鸡蛋仅可以制钱二文作价购买食盐，在农村则每个鸡蛋卖制钱一文也不易售出。当时，上党的鸡蛋一万个（大约蛋粉百斤需鸡蛋一万个，蛋清除外），只需银洋10余元，利润之大，实属惊人。

长治师范学校教员裴宝棠（字召南，前清拔贡），接受其亲成兰修五（河南新乡打蛋厂职工）的建议，认为趁此大好时机，开设蛋厂，乃一本万利之举。于是裴向贾书农（贾景德的叔父）和贾景德（阎锡山秘书长）提议集殷开设蛋厂于长治，并自荐任经理，以兰修五为副经理。贾书农于190年担任潞安府上党书院山长时，对裴宝棠深为器重，贾景德与表宝棠又系山西大学堂词学。贾景德于民国2年竞选山西省议会议长时，虽未成功，而表宝棠实出力不小。贾任晋北观察使时，即委裴宝棠为第一科科长。裴与二贾之关系素极深厚，所以提出开设蛋厂之事，贾家叔侄概然应允，当即交裴大洋500元，即日筹备并起名为同益厚蛋厂，托装全权处理。

贾景德

裴宝棠立即辞去师范学校教员之职，在长治城内南街觅妥地址，即日兴工筹办，蛋厂宜告成立。这就打响了上党地区蛋厂事业的第一炮。当时上党一带，鸡蛋无人收买，价格异常便宜。同益厚开始收买，银洋一元（换制钱一千二百文）可收鸡蛋600个。生产出第一批蛋粉时，运至天津，获利达百倍。表宝棠见初试锋芒，即告大捷，野心更大，逐浙扩充厂址，增加人员，使能生产更多蛋粉，获得更大利润。在第一期结账时，获利达数力元。贾家叔侄并不追问真实获利若于和如何分配，也不懂商业常规，听了裴宝棠报告后，只知有利可图，而且利益很大。从此对裴宝葉之信任日益增高，对蛋厂之业务，更加放手。而表宝棠对贾家儿女子弟，也以金钱为媒介，有求必应，不分你我，如同一家人了。

1929年，徐世昌在北京筹备召开国会，表宝業竟以与贾景德之深厚关系，经阎锡山提名为竞选众议院议员的候选人。而表宝業利用贾的权势和自己的金钱活动，果然当选了众议院议员。从此，表宝棠由一介商人一跃而入官條政客之列自表宝棠在长治开设蛋厂获得了巨额利润以后，上党地区的蛋厂，如雨后春笋，相继开设。李玉树（长子人长治师范学监）、康承庭（兴业钱局驻津办事员）开设龍和蛋厂于长子、晋城，鸿记洋货庄开设分厂于鲍店（长子属镇），同益厚筹设分厂于沁水，邱仰没开设义和蛋厂于沁县，秦辅虞开设德记蛋厂于壶关。其他各县如黎城、屯留、襄垣、高平、武乡、榆社、辽县等，也多由各县绅商组织起蛋厂企业。

徐世昌

自1922年至1928年，上党蛋厂竟发展到二十余家。欧战停止以后，天津蛋业出口渐见衰退，而锡山的货币却在膨胀，阎的政权也日益扩大到平津察绥地区。蛋厂虽然增多，每家产量虽然缩小，但因收购鸡蛋用的是晋钞，而蛋粉卖的是和银币价值相等的中交票（中国、交通银行发行的纸币，可以兑换银币），各厂仍能勉强敷衍支持。当时鸡蛋价格由每元二百个阽续涨至每元四十个。各蛋厂在此竞相收购之际，为了防止蛋价上涨，曾经同益厚提出“合作收购”合同，统一收购价格。经过年余试

之际，为了防止蛋价上涨，曾经同益厚提出“合作收购”合同，统一收购价格。经过年余试办，继又由同益厚提出“统一销售”合同，各厂表示同意，但又为同益厚经理兰修五所玩弄。各厂因资本不及同益厚雄厚，所谓大鱼吃小鱼，兰修五长袖善舞，吃亏的终归是其他蛋厂，因而合同也告失败。

及至1930年，阎锡山倒蒋失败，逃往大连，晋钞停止兑现，蛋厂营业一落千丈，上党各蛋厂用钞不能收购鸡蛋，而外馈又需银币偿还，除少数蛋厂外愤不多，赶紧结東，赂累有限外，其余均告破产。独有同益厚仍然存在，其原因如下：同益厚自开办以来，收购鸡蛋便宜，而蛋粉蛋清售价较高，所得利润为数甚巨。除贾家叔侄向裴宝棠任意索取约在数万元似外，而裴宝棠在长治城内开设了集昌祥银号、义长獨蟹庄、潞阳春杂货行兼糕点铺（义合元前身），并以同益厚为主要股东，石集其他零股，接办了长治、长子、晋城各官运总局（盐店），另外还有布庄、纸店和洋货铺。可以说当时除了理发所、澡堂、栈房等裴宝没有开设外，其余各行生意，几乎应有尽有。

裴宝棠既成为上党地区独一无二的新型资本家，而又被阎锡山任命为总部的验收处处长。倒锡山左右如李鸿文、陆近礼、黄国梁等，对裴宝棠也視为经济专家。因而托裴宝棠组织同祥银号于太原市麻市街，并选定阳泉、临县、代县、介休等县开设蛋厂。裴宝棠居然成为山西的蛋业大王，所谓多财善置，上党地区的其他蛋厂，均难与显赫一时的裴宝棠相匹敌上党各蛋厂统一价格牧购鸡蛋的合同为什么不能持久呢？这是因为此事由同益厚首先发起，其实开始破坏的也是同益厚。

各家收购鸡蛋价格既经统一之后，同益厚却另择手段，以95个鸡蛋或九十ー、二个鸡蛋故意数成一百个进货。贩卖鸡蛋者，因得便宜于无形之中，不肯向人泄竤，愿将鸡蛋送交同益厚收货機。其他各家多系新手，对此从未发觉，所以收购鸡蛋不及同益厚之多。收购鸡蛋少，当然利润也少。而且在天津售货时，兰修五与各洋行交谊既深，而又不时行贿，蛋粉价格涨落知悉最早，再加和各洋行交际人员通同舞弊，价格上涨时待价而，价格下落时争先脱销。其他各蛋厂虽也有驻津人员，但人情不熟，市价不明，不及兰修五操纵灵活，以致处处吃亏。因此，同益厚赔累有限，而各蛋厂赔累较大，及至晋钞贬值，金融家乱，不得不自行歇业。其中鸿记蛋厂资本较厚，而又有开办数年来之盈余，所以还能维持。太兴蛋厂因老厂在新乡，及时收缩回去。

壶关蛋厂有壶关盐店做后盾，未至消亡。其余蛋厂同时倒闭，而同益厚虽经这次风险，仍然执上党蛋业之牛耳同益厚经过这次竞争，自然也有损失，但自1931年至1937年之间的盈余，足以填补过去的损失而有余。同益厚之所以未被挤垮，还有一个原因：同益厚在其极盛时代，将其利润之一部，接办了晋域盐店、长治盐店、长子盐店等官运总局。晋城盐店同益包销运城盐4000名（一名是1万斤），长子、长治两处也包销二千多名。三盐店所售之盐均需冬季起运，所需运费大于盐价数倍。而运费是冬季支出。蛋厂资本首先是收妁鸡蛋，而收购鸡蛋是以夏季为主。蛋厂和盐店资本，可以互相交替，而无现金冻结之虞。同益厚遇蛋粉畅销时，当然获利很大，即遇蛋粉滞销时，资本也能活动。兼之兰修五对天津市面金融活动，成竹在胸，投机倒把，左右逢源。因而同益厚屹立于不败之地。

鸡蛋

1938年春季，日军攻陷长治，裴宝棠因留恋财产，未及逃出，当即躲到荷兰人创办的天主堂内。日军进城后，乱杀乱抢，裴家各商号的经理为保护资产计，极力怂恿裴宝棠出面维持。日军也威胁利诱，裴就担任了长治县维持会长。同年4月，日军为进攻晋南，放弃长治移驻临淞，长治专员戎子和、县长聂士庆返回长治，裴宝棠以汉奸罪名被扣押县署。事被贾景德闻知，要求阎锡山电令将裴宝棠解交第二战区长官部由阁处理。戎专员即将裴宝棠解往晋西。而表的全部财产由长治县署接收。同益厚资产除兰修五兑往天津一部外，其他各商号如集昌样银号（经理装明轩），长治、长子、晋城各号等，也多将现款调往平津，。裴宝棠二十年来积截的财产，从此云消雾散。所有在长治的表家不动产，经过1939年日军重占长治后，上党地区仅存的晋城鸿记和壶关德记两蛋厂，也同时被白军抢劫，1949年全國解放，长治蛋厂重新建立起来，但这是人民政府的蛋厂，其性质完全改变。

（本文作者王家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