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被崇祯磔杀的深层原因

袁崇焕之死,祸根最早当源于崇祯元年的“平台召见”。当时,“(帝)召廷臣及尚书袁崇焕于平台,上慰劳甚;至问`边关何日可定?'崇焕应曰:`臣期五年,为陛下肃清边陲';慷慨请兵械转饷。且曰:`边臣皆与边臣尽相呼应,始可成功'。上曰:`然',赐崇焕食。

“出至午门,朝臣问崇焕:`五年期当有成算?'崇焕曰:`上期望甚,故以五年慰圣心耳',识者叹曰:`主曰英明,后且按期责效,崇焕祸不旋踵矣!”

1.1

祸事

诚然,当时兴起于北方的后金已然相当强大,在与明朝的争战中,自1619年萨尔浒一役之后,后金步步进攻,明朝在军事上已转入战略防御。此后后金连战皆捷,陷沈阳、夺辽东七十余城,1625年(天启五年)且迁都沈阳,意在加强对明朝的进攻。1626年(天启六年)宁远之役只不过暂时阻止了后金的攻势,对其总体实力并无实质性损伤。继立的皇太极励精图治,施行改革,则又进一步增强了军力国力。故而彼时之后金,其实力较之宁远战时只强不弱。对于这样强大的敌入,最现实的对策应是以守为攻,徐图进取。想在短短五年之内讨灭之,是绝无可能的。年轻的崇祯皇帝(十七岁)当时求胜心切,对袁的许诺大喜过望,而随着时间推移和形势发展,不久必能清醒认识到此事之不现实,从而不免产生袁不可轻信的想法,从而又不免会要怀疑其能力及所作所为,在当时体制和社会环境影响之下,一旦遇到于袁崇焕不利的突发事件,崇祯久积的疑念就大有可能转变成“龙颜大怒”。

袁崇焕也曾后悔轻诺崇祯,恐为事后招祸,他知道,皇帝生性多疑,自己远离京师后,一旦小人在皇帝耳边鼓噪生非,不免于国不利,遂于离京赴辽东前后给崇祯上书明志,以为日后形势发展作一预备。其言曰:“辽事恢复之计,不外前之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着,战为奇着,款为旁着,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皆臣与在边文武诸臣所能为,而无烦圣虑者。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俱于皇上司其钥,何以任而勿二,信而不疑,皆非用人者与为人用者所得与。夫驭边臣者与他臣异,军中可惊可疑者殊多,故当论边臣成败之大局,不必过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盖着着作实,为怨则多。凡有利于封疆者,俱不利于此身者也,况图敌之急,敌又从外而间之,是以为边臣者甚难。我皇上爱臣至而知臣深,臣何必过为不必然之惧,但衷有所危,不敢不告。”

在奏书中,袁崇焕已向崇祯表明了他复辽的基本策略,并表示与敌议和也可以作为一种对敌策略(“款为旁着”),委婉表示出对辽事不可操之过急的建议(“法在渐不在骤”),———这其实也是对前面“五年肃清边陲”一诺的一个补充。请皇帝用人不疑,应“论边臣成败之大局,不必过求于一言一行之微瑕”,指明了敌国用间的危险。

崇祯也对袁崇焕进行了一番抚慰以安其心。“旨嘉其忠劳久著,战守机谊,悉听便宜从事。浮言朕自有鉴别,切勿瞻顾。”———然而不幸的是,奏折中所言却如谶书一般在事后反面地一一应验了。

1.2

擅杀毛文龙

在崇祯皇帝给袁崇焕罗织的各种罪状中,“擅杀皮岛总兵毛文龙”是其中重要的一条,后人也多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之举甚是不智。一来是自断臂膀;二来是引起崇祯的不安和疑虑。关于前者,理由是毛驻兵皮岛,一则可以联合朝鲜抗击后金,二则可以牵制后金军南下,平时虽也干过一些贪赃枉法、劫掠商旅的事,但罪不至死。甚者以为袁崇焕杀毛文龙直接导致了其部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的叛乱。

而据当时李氏朝鲜文献记载:“备边司启曰:`毛将(文龙)不得志于天朝,则必投于虏…此必然之势也”;“上问于特进宫张晚曰:`毛将情形之败露之矣,而近以西来状启,人情尤疑惧,未知卿之所见,则祸发迟速当如何?'晚曰:`臣意彼无速发之理,虏虽强请,毛不速发矣。毛将在此,可享公侯之乐,投虏则为一俘虏……奴贼亦必知文龙之军不可用,岂汲汲于文龙乎?只虑在此,则或为后患'。”“文龙恣虐日甚,时称海外天子,部下诸凶,肆害尤甚”。

由此可知,毛文龙对明廷并非忠心不二,实是早有异志,与后金勾结已久,在被杀前之所以未曾反叛,不过是在待价而沽罢了。而崇祯皇帝登基之后,镇压了阉党首恶魏忠贤,作为阉党成员的毛文龙不得重用,加上唇亡齿寒的恐惧,早晚要走上反叛之路。袁崇焕以令人措手不及的法子突然处死毛文龙,也是事出有因。

至于所谓牵制后金军南下,以一毛文龙恐不堪此任。据载:“明总兵毛文龙,据南海皮岛,招集辽民,令富民皆冒毛姓,为其子弟裔孙。民有奔逃者,辄斩之,捏称阵获,诳报冒功”。可见毛文龙的作用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么大,且此人素无德行,唯以一己之私为念。向日自甘堕落,拜权阉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平日又一贯作威作福。鱼肉部属百姓。这种没有骨气的卑劣小人,要想他在民族危难之际冒着丢失身家性命富贵荣华的危险去担负起抗金大任,恐怕是与虎谋皮。此人若不早除日后必反无疑,到时只怕又多了一个洪承畴亦未可知。

然则袁崇焕为什么不先奏明崇祯皇帝再诛杀毛文龙呢?也免得招致擅杀的罪名,引起皇帝的疑虑。对此,明清之际学者陈玉树是这么解释的:“或曰:崇焕请命而后诛,不亦可乎?不知黄梨洲有言:文龙官至都督,挂平辽将军印,索饷岁百二十万缗,不应则跋扈,恐喝曰:臣当解剑归朝鲜矣。则其内怀异志非一日也。梨洲又云:参、貂之赂近贵者,使者相望于道。史亦云:帝令所司捕其爪牙伏京师者,则其密结朝士为心腹,潜布耳目于辇毂之间,侦伺朝廷动静非一日也。崇焕朝请,文龙夕知。朝命未下,已得预为之备。请之而从,固拥兵不肯就逮;请之而不从,益反倾内不自安,速其叛而树之敌。非计之得也。此其所以不请而诛,甘受专杀之罪而不辞也。”而崇祯不知真相,反以此而对袁崇焕起了疑心,诚可叹惜。

至于说毛文龙被杀直接导致了孔有德等人的叛乱,亦不足信。毛之被杀是在崇祯二年(1629年),孔有德等人叛乱是在崇祯六年(1633年)至崇祯七年(1634年),即在袁崇焕被杀(1630年)之后。实际的解释应是:袁崇焕诛杀毛文龙打乱了其率部反叛的计划,又压制了孔有德等人的反叛意向,使之无法为害,而袁之被杀后,孔有德等无所顾忌,遂得行其素起。这三人的叛乱,应该说是袁崇焕被杀所产生的诸多负面影响之一。

1.3

擅主议和

崇祯杀袁崇焕,还有一个重要理由是袁“擅主”与后金议和。关于此点,袁崇焕于崇祯元年七月乙亥上书中已明确表示与敌议和可作为一种对敌策略(见前引文)。其在杀毛文龙后亦曾上书言款,史载:“袁崇焕既杀毛文龙,力主款,因奏曰:臣亦不讳言,即惠徼宗社,还侵地,归叛人,因我存朝鲜,存建州,何惮不为?'又奏令建虏易去年号,方为代请。”可见袁崇焕与后金议和的想法及理由早已奏报朝廷(前提且是“还侵地,归叛人,存朝鲜,存建州),“擅主”二字,实不知从何说起。

当然,袁崇焕的“罪状”远不止上述两条,而多属“欲之加罪,何患无辞”之类(包括上述二“罪”)。实际上,袁崇焕的死另有所自,他只是明季政治斗争的一个牺牲品。

作为一名正直的朝廷官员,袁崇焕自出仕之日起便耻与阉党为伍,而与东林党人过从甚密,与其党魁大学士钱龙锡等私交尤厚。即如杀皮岛总兵毛文龙这么重大的军机大事,事前也曾与钱龙锡商酌过。而钱曾主持过镇压魏忠贤党徒一案,尤为魏阉余孽所恶。“恨”屋及乌,袁崇焕也便成为阉党攻击的靶子。向者忍而未发,实因崇祯正倚重袁,阉党未得其时而已。而恰在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不久之后,发生了后金入寇京师一事,致使京畿人心大乱,从而造成了对袁崇焕极为不利的局势。而关于后金入寇京师的危险性,袁崇焕也曾上书预警,其言曰:“臣身在辽,辽无足虑。惟蓟门单弱,敌所窃窥。请严饬前督,峻防固御,为今曰急著”。崇祯皇帝对此却未加在意。

崇祯二年(1629年)十月,皇太极抓住战机,率后金军绕过袁崇焕所部挥师南下,一路势如破竹,直逼京师,袁崇焕急挥师勤王,终败皇太极于广渠门。而于袁不利的影响却已然形成。首先,此事对崇祯皇帝造成了极大震动,意识到后金依然十分强大,袁崇焕所谓五年平定边陲之言实不足信,这位年轻而刚愎自用的皇帝,一旦想到臣下居然敢“欺君”自重,很自然地变得十分恼怒,也就很容易作出不理智的决定。其次,京师之战造成的混乱局势也形成了对袁崇焕极端不利的局面。敌军围城造成的痛苦,军队的扰民使得朝野上下大都昏了头,纷纷攻击袁救援不力。崇祯皇帝常常听到这样的鼓噪,自来耳软的他不能不更生疑惑。

史载:“袁崇焕至河西务,议趋京师……时命崇焕不得过蓟门一步。盖先有言崇焕勾建虏,而崇焕不知也。”11———不知是由于朝议还是由于民怨的缘故,总之崇祯皇帝开始怀疑袁崇焕了,并开始考虑一种谣言的真实性,即袁崇焕几个月前杀毛文龙是为了排除勾结后金的障碍,即后之所谓“以谋疑则斩帅”。

而皇太极知己知彼,自知有袁崇焕在决不能以战取胜,又熟知崇祯皇帝昏庸,靠太监为耳目、智囊,持愚妄为明察、英断,可以假其手而杀袁崇焕,于是不失时机地导演了一出反间计。史载:“先是,大军获宦官二人,令副将高鸿中等守之。太宗文皇帝因授密计鸿中等于二宦官前。故作耳语云:`今日撤兵,袁巡抚有密约,事可立就矣。'时杨太监者佯卧,窃闻其言,纵之归,以所闻告于上,上遂信之不疑。”

闻其言,纵之归,以所闻告于上,上遂信之不疑。”“再召见崇焕及大寿于平台,诘崇焕以杀毛文龙之故,诘其援兵逗留,缚付诏狱。成基命叩头请慎重者再,上曰:`慎重即因循,何益!'基命复叩头曰:`兵临城下,非他时比',亦不省。”

此处充分体现了崇祯的昏愦和刚愎自用。且不说京师一战袁崇焕曾预警朝廷,即在战中,袁崇焕以九千兵马驰援京师,挫后金十万众于广渠门外,已是尽力施为,自是有功无罪,而反以所谓“援兵逗留”罪之,实属莫名。况激战危急之际,以一来亡人妄言而妄执主将,浑不知临阵换将为兵家大忌,亦属可笑可叹。

1.4

宫廷权利之祸

京师一战,袁崇焕下狱,阉党余孽终于有机可乘了。史载:“时逆案虽定,永光及袁弘勋、捷、范土辈日为翻案计。至(崇祯二年)十月,大清兵入畿甸,都城戒严。初,袁崇焕入朝,尝与钱龙锡语边事……永光等谋因崇焕兴大狱,可尽倾东林”。

“辅臣温体仁,毛文龙乡人也。衔焕杀毛文龙。每思有以报之。适廷臣梁廷栋曾与焕共事于辽,亦有私隙。二人从中持其事。焕由是得罪。时有(中)官,在围城之中,思旦夕解围,咎焕不即战。而中官勋戚有庄店丘墓在城外者,痛其蹂躏,咸谓焕抚兵养敌。流言日布,加以叛逆。会总兵满桂,初与焕共守宁远,丙寅之役,首主弃城,为焕所斥,至是入援,令其部曲大掠近郊,皆伪称袁兵,以鼓众怨。后因败入瓮城,浸润中官,乘机谮之。上遂不能无疑焉。”

时袁崇焕被缚下诏狱,其部将祖大寿恐连累于己,出即拥兵反叛。帝取崇焕狱中手书往召,大寿即归命,收复永平、遵化一带。

“上初甚疑焕,及闻所复地方皆辽兵之力,复欲用焕于辽,又有守辽非蛮子(注:袁崇焕原籍广西滕县)不可之语颇闻外庭。仁与栋大惧,遂借杀毛文龙、市米二事,为焕资敌私通反迹,复援辽将谢尚政,饵以节钺,令揭证焕。栋即疏持之,体仁前后五疏,力请杀焕,凡诸为焕者,皆罪斥。消御史罗万爵官,以其为焕申辩,不证叛逆也,下辅臣钱龙锡、布衣程更生于狱,论死。龙锡曾与焕议杀文龙;更生则疏救焕者。御史毛羽健,曾有疏难焕五年方略,谓与款敌谋,亦谪戍。去旧额东江岁饷百万。大半不同都门,皆入权宦囊中。自焕斩文龙,尽失其赂,佥与体仁、栋合谋倾焕,交致其罪,坐以大逆,夷三族。辅臣周延儒、成基命各疏救,不报。总兵祖大寿以官阶、赠荫请赎,亦不允”。

这样,在阉党小人把持了廷议、朝野上下人人自危无敢为袁伸冤的情形下,崇祯的武断得到贯彻,袁崇焕被解赴刑场处死,京师人士纷纷蜂拥上前,生啖其肉,堪称壮观(只不知若干年后,当这些吃人肉的人知道自己当年撕咬的还是自己的长城时,心中作何感想)。

关于袁崇焕的死,后人有评曰:“袁崇焕在边臣中尚有胆略,其率兵勤王,实属有功无罪。庄烈始则甚喜其至,倚若长城;一闻杨太监之言,不审虚实,即下崇焕于狱,寻至磔死,是直不知用间愚敌为兵家作用。古今被绐而偾厥事者,指不胜屈,未有若庄烈此举之甚者”。

“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危亡之征现矣”。

作者：翟意安

来源：知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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