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稷历史档案

1941年，深入日军据点侦查敌情，立下战功

1943年，在父亲耿玉辉坟前立志报国恨、雪家仇

1950年，任鞍山市总工会部长、后任鞍山市总工会副主席

1962年起，历任鞍山广播电视台台长、鞍山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鞍山市人大常委会常委、人事办主任、鞍山市委委员等职

冬日寒夜，月明星稀，满是荒草的旷野之中，几名游击队员用镐头奋力刨着地面。几米外，一群人守着两口棺材低声哭泣。

17岁的耿鸿儒(后改名马稷)在父亲和叔叔的棺材前长跪不起，泪流不止。他身边的爷爷耿文奎更是默不作声，老泪纵横。

1939年，参加革命前的马稷同志。

1943年，全国抗日进入到最艰难的时期。一月份，耿玉辉(时任冀东军分区武装部长、游击总队长等职)回到遵化县藏山庄向四弟耿玉章安排工作。夜晚，兄弟二人一同住在堡垒户家的地窖中。可不成想被汉奸告密，盘踞在附近的日伪“治安军”迅速包围了堡垒户家，封锁了地窖洞口。兄弟二人没了退路，只能以死相拼。二人举起手枪一同朝洞口射去，伪军应声回击。顿时，地窖中火光冲天，烟雾升腾。一阵对射后，兄弟二人的弹药所剩无几。耿玉辉、耿玉章心知突围无望，但宁死不愿做俘虏，于是二人烧掉了身上所带文件，后靠在洞壁，饮弹自尽，壮烈殉国。

耿玉辉、耿玉章兄弟二人以身殉国之事震动了冀东军分区，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后为司法部第一副部长)闻此噩耗后震惊不已。日本军队也被兄弟二人的勇敢顽强所折服，并为二人立碑厚葬，借此宣扬武士道。日军每每路过二人陵墓都要驻足行礼。得知此事，军分区紧急召开会议，研究决定，要不顾一切代价夺回二位烈士遗体，祭奠烈士英灵，要消除敌人反动影响。

一日深夜，几十名游击队员突然袭击，将守卫伪军击毙，夺回耿玉辉和耿玉章二位烈士遗体。为防日军发现，连夜将遗体运回老家安葬。

1948年，马稷在河北省青龙县委工作期间留影。

半年之内连丧三子(三子耿玉华于1942年5月在与日寇作战中英勇牺牲)，众人唯恐耿老汉伤心过度，竭力安慰，可耿老汉义正严辞道：“我们耿家是敌人杀不绝的，只要还有人在就要抗日到底!”说罢，耿老汉叫来孙子耿鸿儒等人，让他们今后跟着游击队抗日杀敌。

耿鸿儒等人坚定地点了点头，从此踏上了抗日救亡之路。

1926年，河北遵化县藏山庄村一个农民家中，一个婴儿呱呱落地。耿老汉希望自己孙子将来能为大儒、大官，便为他取名“鸿儒”。可不成想日后这耿鸿儒虽长得文质彬彬，性格却像他那带兵打仗的父亲耿玉辉一样勇武。

耿老汉的大儿子耿玉辉是冀东地区赫赫有名的抗日英雄。他早年曾为遵化县教育局督学，后结识地下党并于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抗日风暴席卷冀东大地，耿玉辉变卖家当，带着早年间发展的20多名救国会会员回到藏山庄，让儿子耿鸿儒和二弟耿林担任交通员，联合各镇自卫队组成抗日武装，率众起义。后来，中共冀热边特委决定，冀东抗日联军组建抗联第十八总队，下辖三个大队，耿玉辉任第三大队大队长，其弟耿玉华任政治部主任。

1958年新年，马稷与鞍山市总工会同志们合影。前排右一为马稷。

在冀东抗日大暴动时期，藏山庄村在耿家人的带动下成了堡垒村，耿玉辉家成了抗日联络站。当时遵化县以藏山庄村为中心形成了抗日网络，传送情报、侦察敌情、接送同志、隐藏弹药等任务都要通过该村。当时，耿玉辉把联络站的工作交给耿鸿儒和耿林负责。耿鸿儒虽年纪小，但聪明伶俐，成了搞侦查工作的不二人选。这一时期，李运昌、焦若愚(后任北京市市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等职)等同志都在耿玉辉家住过，他们都把那顽皮伶俐的耿鸿儒称作“大侄子”。

1941年冬，日军为实施“铁壁合围大扫荡”，从遵化县各村抓劳工修筑工事。为了侦察敌情，耿鸿儒装作劳工混进遵化县一日军据点。日军见耿鸿儒又瘦又小干不动重活，便让他给军马刷毛，洗马鞍。耿鸿儒年纪虽小，但干侦查工作多年，经验丰富。趁敌人不备，他查清了该据点敌军人员、马匹和武器等情况。这些情报为日后我军在果河沿战斗大获全胜提供了重要帮助。

1942年1月12日，耿玉辉所在冀东军十三团接到情报，玉田城内伪军将于次日进入燕山口，到遵化平安城一带“扫荡”。时任冀东军分区副司令兼十三团团长包森得知情报后立即布置七个连队连夜行军赶奔果河北岸伏击敌人。

包森命四连死死缠住敌人，命三营营长耿玉辉率队伍(不含七连)迂回至燕各庄伺机而动。又命七连进至敌人右后侧三百米处，占据有利地形，待天明进攻。

上世纪50年代，马稷在父亲墓前。

拂晓，七连首先击敌，敌人受到突袭，措手不及，包森抓住战机，指挥手下特务四连冲锋，当即歼灭敌军200余人。敌军大乱，溃不成军。其中一股500余人的队伍逃至燕各庄，被伏击在此的耿玉辉全歼。另一股300余人伪军由日本军官率领逃进附近小山上的憋姑寺中。

憋姑寺山头不高，但山路崎岖，庙墙坚固，易守难攻。日本军官下令依靠地势坚守在此，等待援军。我军几波冲锋均被打回，一时间战斗陷入僵持。随后侦查员赶来，报告伪治安司令部的援军已距此不到十里地。憋姑寺久攻不下，敌援军又近在咫尺，情急之中，包森心生一计，继而转身问耿玉辉：“老耿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没等耿玉辉回答包森就叹气道：“不行不行，你一把年纪了，就当我没问!”耿玉辉知道包森在用激将法，倒也不在乎。年近半百的他当即脱下外套，拔出驳壳枪，率领一连队沿着小路从背面上山，攻进了憋姑寺。敌人被打得乱了阵脚，死伤大半，狼狈逃窜。

果河沿战斗中，敌军三倍于我，我军硬是以少胜多，并缴获大量物资装备。战斗结束第二日，晋察冀军区接到战报，颇为吃惊，唯恐所报战果失实，命核实后重新上报。后经确认无误，众人无不赞叹。果河沿一战堪称冀东军的一次以少胜多的战斗典范。耿玉辉和耿鸿儒父子俩的英勇表现也在当地被传为佳话。1959年，作家李晓明、韩安庆根据我军在冀中地区抗日杀敌的史实创作了长篇小说《平原枪声》。

1943年，耿玉辉、耿玉章兄弟二人以身殉国。耿鸿儒立志要报国恨雪家仇，为了工作需要他改名为马稷。经过争取，玉田县伪军队长石子后一度为我军提供日寇和特务队的活动情报，可也多次提供不准确情报导致我军人员受损。为了弄清楚真相，组织上安排马稷到玉田县中学上学，去接近同在一个学校的石子后之子石佩霖。二人住在同一宿舍，马稷主动与石佩霖接触，后成了“好朋友”。通过日常交往，石佩霖透露其父石子后确实叛变了革命，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得知此消息，马稷立刻汇报给了组织。在一次突袭行动中，我军将石子后及其部队全歼。

1974年夏，马稷与夫人、孩子们在鞍山二一九公园合影。

任务完成后，组织上仍安排马稷在学校学习，以学生身份为掩护，伺机而动。马稷在秘密从事侦查工作的同时也不忘学习，在全县会考中，他多次得了第一名。然而这样的好成绩引来不少同学的嫉妒，险些为他招来杀身之祸。

玉田中学有一名叫高守田的学生，他知道马稷的真实身份。一晚同宿舍的几人私下讨论道：“咱玉田县没人啦，怎么每次考试都让那外县的马稷得第一?”高守田脱口而出：“虎父无犬子啊，他爸是耿玉辉你知道不?”

马稷的真实身份暴露，众人议论纷纷。第二日马稷找到校长，以家中穷苦为由申请退学，可校长无论如何也不愿放走这优等生，并许诺学校可免去他一切费用。事发突然，校长又不放人，马稷只能在当日夜晚偷偷离校。哪知刚离开第二天，伪军就到学校去抓捕他。

1944年6月，回到组织后的马稷被安排到冀东抗日民族革命中学学习，同年11月起，他先后担任河北香河县三区区委书记等职，并在此期间加入共产党。解放战争胜利后，历任冀东区党委土改工作团组长，遵化直属区委书记、干部班整党工作团书记、青龙县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1950年，马稷来到鞍山，担任鞍山(钢)总工会文教部部长;1960年任鞍山市总工会副主席;1962年担任鞍山市广播电视局书记、局长，广播电视台台长等职。1978年起，马稷离开奋战多年的广播电视战线，历任鞍山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市人大常委会委员、市人大人事办主任、中共鞍山市委委员等职。

在担任鞍山市总工会党组副书记期间，马稷时常深入基层开展工作。当时，鞍钢拥有一块体育用地，“文革”期间被各单位占用。“文革”结束后，各项工作逐步回归正轨。国家五部委发布文件，要求凡是在“文革”时期被占用的文化娱乐场所都要归还。可对于鞍钢这块体育用地，各个单位都不愿意松手，归还之事一拖再拖。时任鞍钢工会副主席的刘宝义(鞍钢“五百罗汉”之一)将此事反映到了鞍山市总工会。马稷在得知情况后，当即表示各单位应归还原属鞍钢的体育用地，并将此事上报到市委。然而各单位各执一词，争执不下，更是有单位声称要在此地破土动工。鉴于此种情况，鞍钢工会和市总工会经过商讨，决定派人到北京全国总工会报告此事。全总为此召开紧急会议，最终决定应将体育用地归还给鞍钢。随后，全总的指示文件下达到辽宁省委及鞍山市委，各单位均按照指示行事。至此，体育用地风波平息。而马稷为顺利解决此事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984年，鞍钢体育馆在此体育用地上落成，成为了鞍山市民运动休闲和鞍山市举办重大体育赛事的重要场所。

1986年，马稷离休，2010年因病离世，享年85岁。

智春山 杨伟平/史料提供